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办法

　　1995年12月14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5年12月14日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10月15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订〈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十一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5月27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办法》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从事标准的制定、实施、监督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标准化工作应当遵循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完善标准体系和确保标准的有效实施，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是标准化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技术监督部门的要求，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标准化工作的领导，将标准化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六条 制定标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第七条 对下列各项中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技术标准要求的，应当制定山东省地方标准：
　　（一）工业产品的质量、安全、卫生要求和工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运、使用等过程中的安全、卫生要求；
　　（二）信息、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的安全卫生和技术要求；
　　（三）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卫生要求；
　　（四）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服务质量要求；
　　（五）农业（含林业、牧业、渔业，下同）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及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要求；
　　（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标准的其他技术要求。
　　第八条 地方标准由省技术监督部门组织制定、并负责统一审批、编号和发布。法律、法规对地方标准的制定，发布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省技术监督部门组织制定地方标准，可以委托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项目，草拟标准。
　　第九条 地方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一）工业产品及工业产品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标准；
　　（二）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标准；
　　（三）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卫生标准；
　　（四）食品、药品、化肥、农药、兽药等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重要工业产品标准；
　　（五）农业种子、种苗、种畜、种禽标准；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应当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
　　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第十条 地方标准应当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之后，该项地方标准即行废止。
　　第十一条 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其生产企业应当制定本企业的产品标准，作为组织生产和经销活动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应当报技术监督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技术监督部门收到备案材料后应当严格审查，并于10日内决定是否予以备案。企业产品标准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或者质量指标、检验方法不合理的，应当责令企业停止实施，并限期改正后再予备案。
　　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
　　第十二条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制定者，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需要对标准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不得超过三年。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三条 强制性标准必须严格执行，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按照产品所执行的标准组织生产、检验。
　　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标签或者其说明书、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标准的编号。
　　第十五条 出口产品的技术要求由合同双方约定。
　　出口产品在国内销售，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十六条 产品标签、使用说明等标识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十七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引进技术和设备，应当自行审查或者报请标准化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保证符合标准化要求。
　　第十八条 企业生产国家强制管理的安全认证产品的，其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认证标准要求，并取得国家安全认证证书。
　　第十九条 销售者不得销售下列产品：
　　（一）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
　　（二）未注明标准编号或者技术质量指标的；
　　（三）标签、使用说明书等标识不符合规定的；
　　（四）实际质量指标与标明执行的标准或者质量指标不一致的；
　　（五）不符合安全认证标准，未取得国家安全认证证书的。
　　第二十条 在公共场所设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对企业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企业应当将产品所执行的标准报当地技术监督部门登记。
　　第二十二条 技术监督部门对消费者普遍反映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及有其他突出问题的商品，应当及时进行标准化审查。审查的商品目录由省技术监督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商定公布。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计划，并组织企业实施。经省技术监督部门考核，产品达到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要求的，发给采用国际标准证书，准予使用“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入有关制定、实施标准活动的场所进行检查；
　　（二）查阅有关制定、实施标准的文件、资料；
　　（三）复制有关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文件、资料；
　　（四）封存、扣押违法标识、包装物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五）对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施行现场处罚。
　　技术监督部门和检查人员对被检查者正当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第二十五条 技术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实施标准化监督检查，必须向被检查者出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制发的执法证件。不出示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法律、法规对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产品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已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或者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责令限期改正，并可通报批评或者给予责任者行政处分：
　　（一）在科研、设计、生产中不执行强制性标准的；
　　（二）企业未按规定制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依据的；
　　（三）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未按规定报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
　　（四）企业的产品未按规定附有标识或者与其标识不符的；
　　（五）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不符合标准化要求的。
　　第二十八条 生产、销售的产品，其标签、使用说明等标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可处该产品货值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可处直接责任者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技术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敲诈勒索以及收受贿赂的，由有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技术监督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
　　第三十条 罚没财物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和没收财物变价款应当全部缴同级财政。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浅议司法实践中渎职罪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峰

【摘要】：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解存在众多争议，虽然出台了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渎职罪主体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给办案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关键词】：渎职犯罪 犯罪主体 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正文】：
　一、我国刑法对渎职犯罪主体规定的变化
我国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存在着一个演进过程。79刑法将渎职罪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十分宽泛，可以包括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97年修订的刑法，则把渎职犯罪的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79刑法到97年修订刑法再到02年立法解释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由“宽”到“严”再到“宽严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何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造成理论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与“职权论”的争论不休，以及司法实践界的不同执法，严重削弱了法制的权威，甚至许多实际履行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难以受到刑罚的应有制裁，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两高”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对渎职犯罪主体进行了扩张性解释。虽然高检院、最高法就渎职罪主体问题在职权范围内先后作出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查办渎职犯罪中经常碰到渎职犯罪的主体不适格问题，严重影响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
　二、对渎职犯罪的主体适用存在的争议
　　学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的理解，向来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身份说”。“身份说”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其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15日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将“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中必然推导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至于何为国家干部身份，通常的认定标准是，是否填过国家统一制作的《干部履历表》，是否经县以上人事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是否经正式分配到公司、企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军转干部，是否在单位的编制之内。以“身份”为判断标准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度成为审判机关的通说，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相当的市场。
　2、“公务说”，也称“职能论”。它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是否从事公务来衡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在于从事公务，如果行为人的职业不是从事公务，就不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说”源于1979年刑法，这是立法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从事公务”的概念。由于该说较好地把握住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征，有利于打击犯罪，因而得到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普遍认同。
　3、“身份与公务兼具说”。此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而从事公务活动又需要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不能片面地强调为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因此，在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时，应将“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
　4、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认为关于渎职罪主体的本质特征，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其包括三种模式，模式一：法定身份+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二：经合法授权+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三：受有权机关委托+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
　　上述观点均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身份说最大的优点是便于司法操作，其认定有较为明确的标准。但身份说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人事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聘用、委托等用人方式的采用使得一个人无论具有何种身份，都有可能从事国家公务，故身份说已经不合时宜了。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种犯罪必须发生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应采公务说，以是否从事公务来作为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标准。但是上述公务说未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和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加以区分，造成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上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公务说的关键在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的界定。此外，在理论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刑法上的特殊主体，渎职罪是一种身份犯。如果完全不考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只以是否从事特定公务作为判断标准，则如何体现其身份犯的特征呢？如果某人在从事特定公务时根本就没有从事公务的资格，能否认定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而构成相关犯罪呢？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不能被忽略的，它应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笔者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指依法取得从事特定公务的资格，相比较来说，“身份与公务兼具说”和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是合理的，但对身份和公务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
三、渎职犯罪主体的认定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对渎职犯罪主体认定的争议同样存在于司法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经常将渎职犯罪的主体资格混淆，除了自身的素质外，也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的不统一、相互矛盾等问题，造成办案人员在理解上存在偏差。
　　第一，司法解释的不合理。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严格限定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会放纵犯罪，因此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这些解释虽然符合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但若探究理论根据，则经不起推敲。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解释虽然扩大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但这种扩张性解释是否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语义范围，还值得探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0月9日和2000年10月31日两个司法解释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这把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混为一谈，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是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类人员的。这两个《批复》的精神尽管正确，但在解释根据上却值得商榷，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第二，刑法、刑诉法的不统一。《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该条规定清楚地表明，渎职案件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权案件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刑法中规定的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者存在矛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指出“修订后的刑法已将渎职罪的主体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这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渎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
　　第三，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如《防震减灾法》第47条“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提到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再如，《劳动法》第103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有关部门就包括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类似规定不再一一列举。这些附属刑法的规定与刑法典不协调。
　四、渎职犯罪主体应通过立法加以修正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把渎职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合适，应予以修正。新刑法第9章将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的理由是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有“职”可渎，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经营管理活动无“职”可渎。但是这一立法理由“是不顾我国社会现实的、纯学术的概念游戏，渎职罪本质是侵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侵犯的也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正如刑法第8章所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并没有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分开，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解释存在的根据值得怀疑。因此，关于本罪的主体问题，不应该仅仅通过解释来修修补补，最好能在立法上进行修正，加以统一。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渎职犯罪主体的确定既要具有前瞻性，又要实事求是，不能一味的盲目超前，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笔者建议，渎职犯罪中的主体应以“国家工作人员”代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在刑法总则中明确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委托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受国家机关的聘用、委托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临时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人员，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五是其他依法代表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

参考文献：
1.金波、梅传强：《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郭立新、苏凌主编：《渎职侵权犯罪认定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编写组编：《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困惑的职务犯罪疑点、热点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4.张兆松、李志雄、章晓民：《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5.陈连福主编：《反渎职侵权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6.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