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大增，交通事故频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也日益增多。但是，我国目前缺乏专门规制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也没有具体的对应制度。当前可参考的文件主要是《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由于这些规定针对性不强，且互相存在冲突，导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混乱情况，法官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类似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处理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中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及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损害赔偿中归责原则的问题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这也主要涉及到两部法律法规的不同规定。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也叫无过失责任，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此归责原则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中。《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按常理来说汽车应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依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及判例，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的认定也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据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责任认定时，强调应由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非因被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者或所有者均应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极为苛责的原则，不问受害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存在交通事故损害即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由于交通事故的特殊性，受害人特别是行人对交通事故中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小的可操控性，在举证过程中，受害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不充分，对加害方过错的举证困难，实行无过错责任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受害人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依此法律规范，机动车的所有者或驾驶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在实际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可能会存在过重的问题。就我国现在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实行此种归责原则，实际上让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故针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害赔偿均往往和保险制度相联系，特别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以保障各种损害均能够得到有效的赔偿。

　　（二）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中。《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针对上述规定，笔者认为，《道交法》确定了四个层次的责任体系：第一层次，凡是造成事故的，都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此处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第二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的，按照双方过错的大小承担责任。此处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三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这里的前一句的内容是规定无过错责任，后一句的内容是受害人过错的，免除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第四层次，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故意造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致损害的，机动车驾驶人不承担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多参考此办法，此办法中在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实行的更多是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责任承担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加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受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以此为基础再来确定责任的分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此种归责原则的适用给予了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更多的保护，强调责任承担的公平和适当。

　　两种不同归责原则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法律规范的竞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受《民法通则》相应法律规范的调整，依此规范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过程中应实行无过错责任，强调对受害方权利的保障。而《道交法》更多的强调依据导致交通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强调更加公平的责任承担，强调遵守交通规范的必要性，此两种归责原则各自有侧重点，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

　　在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务中，对一般交通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特殊交通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按照当事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程度，即过错的大小认定其赔偿责任。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属于特殊的交通侵权行为，构成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要件有两个，1、必须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2、必须是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碰撞非机动车、行人，造成非机动车、行人重伤或死亡的。这就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仅限于机动车给非机动车、行人造成损害，并且是严重的人身损害（包括重伤和死亡）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赔偿问题中，应结合过错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强调实行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另一方面由加害方来承担无过错举证的责任。此种归责的原则既能够保证责任承担的公平公正性又能够保护受害方这一弱势群体。此外在责任的归责方面，可以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来优化责任承担的划分。优者危险负担是以车辆冲撞之物理上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等来分配其危险责任，即“健全之成人要比幼老残疾者优；汽车要比人优；车辆间则以增减速、控制力、及最小径回转能力等性能上较好的汽车为优者；或就速度、硬度、重量、大小等对他人汽车危险性较多之汽车为优者。该原则通过确定“优者”并让其承担相对更大的责任，有一定的科学性。考虑到正是机动车本身的危险性使得交通事故难以避免，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该原则。

　　二、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不论物质或是精神上的、不论直接损失或是间接损失均应全面赔偿。现代民法在强调对受害者的各种权益的保护的同时，也注意到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到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笔者认为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其设立具有必要性，同时作为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应具有特殊性。

　　（一）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在交通事故损害中应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首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侵权法的一般原理。一般侵权人身损害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二者都是对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损害；在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基础上二者都能造成人的精神损害；而且，一般侵权的人身损害后果往往并不很严重，而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较为严重，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多为重伤、残疾、甚至死亡，且一次事故可同时造成多人受伤或伤亡，故应交通事故中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此包括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造成精神痛苦等，既然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则不宜另判决精神抚慰金。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为，有许多不妥当之处，依据目前《道交法》的规定来看，残疾赔偿金及死亡赔偿金均是排列在物质赔偿类别的，且对此两种费用立法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用于赔偿残疾者的生活及对死者家属的物质补偿，另此两种补偿费均按照当地生活水平且根据一定年限来计算，并不属于精神抚慰金的性质，同时生命权是高于一切的，因死亡导致的精神损失应比残疾的大，但根据现适用的计算方法(残疾赔偿金一般计算二十年、死亡赔偿金一般为二十年，年满60周岁，每长一岁，少计算1年，年满75岁，均按5年计算，计算标准均是按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明显不符合精神抚慰金的性质。故此两种赔偿均不能作为精神抚慰金的替代，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害方应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道交法》的规定项目外应有权利提出额外的精神抚慰金请求。

　　其次，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不仅有助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而且能够达到教育惩罚侵权人，引导社会努力形成尊重他人身权利，尊重他人格尊严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社会风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不断推进处理交通事故法制的统一，促进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和改进。

　　第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民法通则并没有排除在特殊侵权损害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就突出了保护人的基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理论上称为“物质性人格权”，是精神人格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实现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从精神人格向物质人格的发展，是人格司法保护的进步。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无疑也是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损害。根据逻辑推理，既然侵犯公民身体健康应予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那么交通事故同样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因此，赔偿应该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要求

　　首先，损害后果严重是请求精神赔偿的基本条件。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已加强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因此在交通事故的赔偿中，对被害人仅造成轻伤以下损害，未造成明显精神痛苦的，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特点决定了在适用时应以“抚慰为主，补偿为辅”。法院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既要避免数额过低无法起到对受害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又要避免数额过高，加重行为人的负担，流于人格权商品化的弊端。

　　其次，要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的标准。人的精神权利是平等的，从精神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不分受害人财产的多少、地位的高低，在相应的一个地区应执行一个赔偿标准。不论是无业人，还是高收入的人，他们在同等伤残的条件下，精神痛苦应推定是一样的，不应以收入的多寡来作为赔偿不同数额的标准。

　　最后，在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中应正确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因交通事故损害的特殊性，交通事故一般不存在故意问题，因此，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中一般不适用以惩罚为目的的精神损害赔偿。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维护农民利益呼唤涌现“狄绍增们”

杨涛


据 中新社报道，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利用法律武器为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农民兄弟们打赢了不少官司。近日，人们称之为“农民法律专家”的狄绍增再一次带着自己的议案，带着三农问题走进了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在这次人大会上，狄绍增提议，对于还拥有土地的农民，农民之间可以互相联合，发展产业合作社，国家可立法保障这种新形式的“农村合作社”。
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号文件”。一时间，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成了媒体的焦点，维护农民的利益成为今年新春伊始大众的流行话语。采取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等等有力措施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是维护农民的利益的关键，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时期农村工作中，法律是不能缺位，诸如土地的承包、转让、征用以及农民税费负担林林总总，都是涉及到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这就要求有更多的人能为农民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中更有效地表达农民利益，在司法实践中更有效付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在立法中，无庸讳言，我们有很多农民问题的法律专家为农民的利益大声疾呼。然而，专家们并非来自于农民，对于农民的真实处境与想法缺乏真切的感受，并且没有共同利益因而缺少利益表达的内在冲动，这不免给他们的的疾呼带来内在缺陷，这就需要有来自农民自身代表的声音来弥补这种缺陷。然而，农民没有自身的团体，没有利益的有效代言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由于职业所限，对法律知之甚少，这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表达的效果。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狄绍增一样的来自农民又较为精通法律的人，与我们的法律专家一起共同在立法争取农民的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侵犯更是司空见惯。农民知法、懂法的并不多，经济条件的所限又阻碍了他们维权之路。而现阶段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并不强，法律援助刚刚起步，广大的农村仍是一片法律贫瘠的土地上。这也使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狄绍增一样的生于斯、长于斯又较为精通法律的农民，为农民的利益依法维权，据理力争。
然而，狄绍增们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国家、社会不去创造、培养适宜的土壤，甚至对狄绍增们的苗子刚刚生长时就加以打击和排挤，恐怕狄绍增们将永无出头之日。
加大送法下乡的力度，让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法律家喻户晓，这是涌现狄绍增们的有效途径。法律束之高阁、藏于官府，政府不把法律送到千家万户、田间地头，农民也为生计奔波无暇多顾法律。如此一来，农民中也就不可能有狄绍增们的出现，发生了纠纷，农民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带来涉繁的上访甚至引发过激行为。
对于依法维权的农民，国家要给予鼓励、支持，特别是对打击报复的人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这是狄绍增们生存的前提。一些干部不是闻过则喜、知错就改，而是千方百计打击报复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的农民。如果让这种情形泛滥，恐怕是人人自危，法律不仅还道具都不如，甚至成为烫手山芋，谁挨谁倒霉。
及时对知晓法律、敢于维权、乐于为他人维权的农民加以引导、提高，这是狄绍增们顺利成长的必备条件。农民毕竟是农民，知识的局限、为生计的奔波，使他们缺乏系统的法律培训，不能完全真正领会法律的真谛，即使他们学习大量的法律、法规，对于法律理解偏差在所难免。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专家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培训狄绍增们的使命，提高他们的水平，要让他们不仅敢于维权而且善于维权，以此带动一大批农民走上依法维权的道路。
我们真诚地期望在国家和全社会的努力下，有更多的像狄绍增一样的“农民法律专家”不断地涌现并迅速地成长起来；我们的立法、司法中有更多的狄绍增们发出有力、有效的声音。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迫切需要狄绍增们。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