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1979年《刑事诉讼法》由于受当时历史背景、人文条件以及权利意识的影响，从现在的角度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上十分简陋，存在诸多问题。此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即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无论内容或文字表述，与1979 年《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区别。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民权利意识普遍提高，这一制度设置和规定上的合理性和完备程度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近十几年来法学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不断批判。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以期统一和解决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然而，这些解释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尤其突出的表现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已经不适应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需要。以至有学者提出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中剥离的观点。对于该论点笔者学识浅疏，不敢妄加评论。笔者仅就从立法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重构谈谈几点意见。
一、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中可以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仅限于物质方面的损害。即：“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立法和司法之所以做出这种规定和解释，按照通说，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虽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适用刑法惩罚犯罪，对于被害人而言已经具有了精神抚慰作用。换句话说，犯罪分子受到的刑事处罚对于被害人来说，就是最大的精神抚慰，因而被害人无须再行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第二，就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而言，可以说所有的犯罪都不同程度的对被害人造成了损害。如果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在刑事诉讼中任何案件的被害人都有权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致使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过于广泛，而且也将严重影响刑事审判的效率。上述两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
（一）国家审判机关对于犯罪的处罚，虽然对于被害人而言的确具有精神上的抚慰作用，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精神抚慰与以金钱赔偿为特征的精神损害赔偿却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作为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依法对于犯罪的追究，是一种公权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整个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秩序和保护所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上，而后者作为被害人对于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要求，是一种私权行为，其目的在于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个人损害的经济补偿上，不涉及其他公共利益。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分子判处一定的刑罚，只是从惩罚犯罪的角度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体现正义，然而被害人并没有在身心和精神上得到抚慰。而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比如强奸犯罪的受害人，以及容貌被毁的受害人，其精神上的痛苦可能伴随终身，犯罪分子受到刑事处罚并不能彻底弥合被害人精神上的创伤。因而，在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同时，责成罪犯给予被害人以金钱赔偿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的。那种认为惩罚了犯罪分子就告慰了被害人，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的观点，具有浓郁的国家本位主义特征，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被害人的个体利益。
（二）确定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就是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司法上也从来不受理超出特定范围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因此，认为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刑事诉讼中任何案件的被害人都有权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在法律和事实上也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即便是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可能影响刑事审判的效率，也不成其为否定刑事诉讼中可以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在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上，国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在于诉讼效率与被害人的保护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保障后者具有较前者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以牺牲个人权利保护来换取司法审判的效率的观点对于被害人而言是不公正的。
另外，从联合国相关国际文件以及我国《宪法》有关规定看。1985年联合国批准通过的 《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 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一条规定：“‘受害者’一词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重大损害的人，这种伤害是由于触犯会员国现行刑事法律，包括那些禁止非法滥用权利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的。”第四条规定：“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他们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诉并为其所受损害迅速获得国家法律规定的补救。”按照这两条规定，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受害人，无论其所受伤害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有权向司法机关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各国司法机关也应迅速给予司法救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权利保障问题，而且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中的重要规定，也应在下位法中得到贯彻实施。人格权作为人权组成部分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当其受到侵害以后当然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形式得到救济。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拒绝和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种规定明显有违宪之嫌。
二、明确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被害人应当或者可以采用哪种方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和操作程序。因此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完善的角度，以及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角度上看，有必要加以明确规定的。
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目前实践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同时，由被害人自行采用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直接向法院提起；二、由被害人向负责案件侦查的侦察机关或者审查起诉的公诉机关提交申请，经审查以后在刑事公诉中附带提起。这两种方式虽然都是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但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特点在于，被害人是在公诉机关提起刑事公诉的同时，直接向法院提起，由法院审查确定是否受理，以及是否在同一刑事程序中审理。而后者首先是由被害人向公诉机关提交申请，经公诉机关审查后提起后再向人民法院附带提起。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存在差别：前一种方式作为被害人是在公诉机关提起的刑事诉讼之外，独立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虽然附属于刑事公诉，然而从“诉”的角度上看，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赔偿之诉，只不过基于同一个犯罪事实，人民法院将其合并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而后者作为被害人向公诉机关提出，并经公诉机关审查后在刑事诉讼中一并提起的民事诉讼，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诉讼，而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不仅性质和类型不同，而且各自所存在的问题也不相同。前者的问题在于，不经公诉机关审查而提起的民事赔偿之诉，由于被害人与公诉机关的主要诉讼目的不同，即通常被害人的诉讼目的主要在于得到经济赔偿，而公诉机关基于传统职能，其主要的诉讼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而有可能影响审判效率，有的法院甚至劝说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后者的问题在于，由于民事诉讼的提起要经公诉机关审查，而当其公诉机关与被害人的认识、目的不一致时，公诉机关可能限制民事赔偿的提起。司法审判实践中，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导致各地在执行上出现差异。有的地区两种方式都在执行，而有的地区只允许被害人向负责案件侦查或者审查起诉的公诉机关提交附带民事诉讼的申请，由这些机关审查同意后才允许附带提起民事赔偿之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为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允许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给被害人的充分的行使权利。
三、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和权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遵循的是“公权优先”、“效率优先”的原则，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保护被置于了优先的地位，被害人的个体利益被认为仅仅是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同时（或之后），附带保护的内容。为此，不仅程序设置上附带民事诉讼被视为一个附属程序，而且，被害人在附带的民事诉讼中居于什么样的诉讼地位，以及具有那些法定的诉讼权利，在现行的《刑诉法》中是没有具体规定的。虽然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推理出被害人可作为原告人的诉讼地位以及享受原告人的诉讼权利，但是就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而言，却是很不清楚的。现行立法上和司法解释规定形式上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长期存在于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刑主民辅”、“刑事吸收民事”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司法审判实践中，忽视被害人作为原告诉讼地位的情况屡见不鲜。漠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也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一种无法避免的普遍现象。应当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及其相应的诉讼权利。
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笔者认为应规定以下几项权利：第一，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程序中，被害人对于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机关不接受附带民事诉讼时，可以向同类上级机关申请复议；第二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可以提出上诉；第三，在刑事审前准备程序中，被害人享有请求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自己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证据的权利，对于司法机关委托鉴定的结论有异议时有请求重新鉴定的权利，第五被害人享有请求查阅司法机关有关犯罪行为、事实侦查、检查材料的权利，第六，在法庭审理阶段，有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有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权利，有参与案件事实调查的权利。
此外，由于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为此，就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还应当遵循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原则，即就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设置而言，被害人即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与被告人之间，在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也应平等。因而在程序的设置及其权利的完善中，也应当明确被害人的诉讼义务：对于被害人负有收集证明自己赔偿主张的证据的义务；负有向法庭提交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的义务；负有说明、 解释所提交证据与赔偿主张之间存在关联；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等做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四、明确规定被告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提出反诉
一般而言法院不允许被告人向被害人提出反诉。由于现实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不少的情况下与被害人的过错行为或者不当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因而现实审判实践中，被告人反诉被害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刑事诉讼中，就刑事部分而言，由于被告人不能对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反诉，但同时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可否对于被害人提起反诉，因而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可以反诉被害人，就成为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致使司法实务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十分的混乱，因而从统一司法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完善的角度上看，这也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制度设置中必须加以完善和解决的重要方面。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应当允许被告人向作为原告人的被害人提起反诉的，这不仅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理应遵循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对等与平等的基本原则，而且否定被告人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反诉权也是不公平、公正的。虽然从立法的角度上讲，应当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不能忽视被告人应有的权利。即在附带的民事诉讼中，作为原、被告双方的被害人和被告人应 当具有平等和对等的诉讼权利。为此，从诉讼权利平等和对等的角度上讲，立法上理应明确授予被告人在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权。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只要被告人提出的是与案件事实存在直接联系的反诉， 都应当允许和受理，且一并进行审理。
五、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
在现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公诉机关撤回公诉的情况，当公诉机关撤回公诉以后，附带的民事诉讼应当怎样处理，就成为了程序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目前审判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最为主要的是三种做法：一、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对于本院的民事审判庭有管辖权的，由原审刑事审判庭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移送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对于本院无管辖权的，由本院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移送有民事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二、由原合议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告知被害人另行起诉；三、由原审刑事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并做出判决。
对于现实审判实践中的这三种做法，第二种方式比较切实。理由：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以公诉机关对于犯罪的刑事追诉为存在前提的。没有公诉机关对于犯罪的刑事追诉，也就不存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既然追究犯罪的刑事追诉已经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就没有了成立的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第二种方式在公诉机关撤回公诉的条件下，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进行调解，不仅有利于诉讼经济，而且调解与审理不同，不存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审理适用的原则、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上的重大差别。因而即便是诉讼的性质、类型不同，刑事审判庭也是可以对于双方进行调解的。而第一种方式在公诉机关撤诉以后，无视案件的情况，也不进行调解，就一律移送，显得很不经济。第三种方式虽然从诉讼的角度上看，似乎很经济，但是在审理的程序上是按照通常的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诉讼过程中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问题的确定上都存在诸多的问题。因而，相比之下第三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卢建辉
如皋市人民法院
226500


广东省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保险企业管理规定
广州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保险市场的管理，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广州地区（含所辖市、县，下同）经营保险业务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代理业务单位。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是广州地区保险事业的管理机关。广州地区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和代理业务单位应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领导、管理、协调和稽核。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人民银行”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

第二章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设置
第五条 在广州地区经营保险或再保险业务必须经国务院或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第六条 凡申请在广州地区设立保险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市公司”）的，应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报告和可行性报告；
（二）主管部门意见；
（三）企业章程（包括企业名称、经营业务种类、资金来源、组织机构、经营管理等）；
（四）资本金额的证明；
（五）金融机构开业申请登记表；
（六）金融机构负责人资格审查表；
（七）营业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协议）；
（八）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上述文件、资料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审核后，转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第七条 保险企业必须具备的注册资本金额为：
（一）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企业，其实收现金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千万元；
（二）经营人身保险业务以外的各种保险业务的保险企业，其实收现金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三千万元；
（三）同时经营人身保险业务及其以外的各种保险业务的保险企业，其实收现金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
（四）全国性保险企业在广州地区设立分公司须按规定拨足营运资金。
第八条 保险企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向人民银行申设分支机构，市公司可以申设支公司，区支公司可申设办事处，县（市）支公司可申设营业所。
第九条 支公司设置条件：
（一）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二）经营市公司的主要业务项目；
（三）开业一年后保费收入必须达五百万元以上；
（四）至少有十五名以上的业务人员（包括合同制在编人员），机构负责人中，熟悉保险业务、保险专业工龄在五年以上的人员须占二分之一以上；
（五）须有面积不少于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固定和符合安全保卫要求的营业场地。如属租赁的，租赁期应在五年以上。
第十条 办事处或营业所设置条件：
（一）符合业务发展需要；
（二）开业一年后保费收入必须达一百万元以上；
（三）至少有八名以上的业务人员（包括合同制在编人员），机构负责人中，熟悉保险业务、保险专业工龄在三年以上的人员须占三分之一；
（四）营业场地面积不少于七十平方米，并符合安全保卫要求。如属租赁的，租赁期应在五年以上。
第十一条 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设置条件：
（一）符合保险业务发展需要，有足够的保源；
（二）实收现金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五十万元；
（三）具有五名以上的业务人员，业务人员上岗之前必须经过业务培训；
（四）机构负责人中，至少有一人熟悉保险业务、保险专业工龄在三年以上；
（五）营业场地面积不少于五十平方米，并符合安全保卫要求。如属租赁的，租赁期应在五年以上。
申报时，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提交本规定第六条所列的文件、资料。
第十二条 保险企业在广州地区设置分支机构，应由市公司于每年年末将下年度设置分支机构的计划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审批，在县（市）辖内设置分支机构的计划应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依照有关规定审定后下达计划。
第十三条 保险企业设置分支机构，必须在批准的计划范围向人民银行申报，经批准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核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方能开业。设置县（市）支公司以下的分支机构，由县（市）支公司按计划向中国人民银行县（市）
支行申报，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审批后，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备案。
第十四条 保险企业申设分支机构需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报告及可行性报告；
（二）主管部门意见；
（三）金融机构开业申请登记表；
（四）金融机构负责人资格审查表；
（五）营业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协议）；
（六）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十五条 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并颁发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必须在领证后的一个月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在三个月内开业。如确属特殊原因不能如期开业的，须向人民银行提交书面报告，经批准后可延期三个月。领取《经营金融业
务许可证》满三个月尚不开业，又不申请延期的，由人民银行收缴其《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第十六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变更经营场所、机构名称、机构领导人、经营范围等，应提前向人民银行申报。经批准后方可变更。
申报变更手续，应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变更申请报告；
（二）主管部门意见；
（三）变更申请登记表；
（四）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十七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撤销或解散，应提前三个月向人民银行申报，经批准后，缴回《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待清理债权、债务结束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八条 在广州地区设立专职保险代理机构，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
申报时，应提供如下文件、资料：
（一）申请报告；
（二）代理协议或合同；
（三）有关规章制度；
（四）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十九条 专职保险代理机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保险业务发展需要，有足够的保源；
（二）具有三名以上的专职保险业务代理人员；
（三）业务人员上岗之前必须经过业务培训；
（四）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十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委托其它企业兼代办保险业务。但应与其代理人签订包括代理人的名称、地址、代理业务范围、协议或合同期限，双方权利义务、手续费标准和支付办法等内容的代理协议或合同，并报人民银行核准或备案。

第三章 保险业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和代理业务单位必须严格按照人民银行所核准的经营范围开展业务，不得擅自扩大经营范围。
第二十二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如需实施新险种时，须提交如下文件、资料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申报：
（一）申请报告及可行性报告；
（二）基本条款及基本费率或规章，费率厘定依据，基本费率浮动幅度；
（三）手续费支付标准；
（四）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已批准开办的险种或批准使用的条款及费率在广州地区实施的，须将基本保险条款及费率、主管部门关于开办该险种或启用该基本条款及费率的通知以及计划在广州地区实施的意见等，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备案。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试办新险种（试办期不超过一年）或与某保险人双方协商临时开办新业务，须在开办后一月内将有关文件、资料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备案。
第二十四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根据人民银行批准的基本条款及基本费率或规章，所制定的广州地区实施的特约条款、附加条款及费率，应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
第二十五条 变更保险条款、费率及其浮动幅度和其它重要事项，须提前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申报。
申报时，应提交如下文件、资料：
（一）变更申请报告；
（二）主管部门意见；
（三）保险条款、费率及浮动幅度；
（四）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需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二十六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必须严格遵守“经营同一险种，执行同一基本费率和手续支付标准”的原则，公平竞争，按章经营。每一险种的费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保险标的情况，可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执行外，不得随意变动费率。各险种的手续费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会同有关部门分别商定，保险企业或其分支机构提取支付的手续费不得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最高标准。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人在投保企业财产险期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及任何索赔，保险企业或其分支公司可给予被保险人无赔付优惠。但无赔付优惠的支付金额不得超过保费额的10％，并不得累计支付。如超过该比例的应经人民银行批准。
第二十八条 一家保险企业已承保某一险种的某一标的，保险合同终止前，其它保险企业不得承保。
第二十九条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和代理业务单位不得以提取回扣，提高手续费标准，降低基本保险费率，提高无赔付优惠金额或其它违章经营等手段承保业务，除人民银行及财政部门特许外，一般不得以现金直接支付手续费给个人。
第三十条 保险企业之间办理再保险业务，双方应签订再保险协议，并于订立之日起一个月内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备案。各保险企业的再保险业务统一由市公司办理。
第三十一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保险企业全部承保业务的30％和每一危险单位自留额超过实收资本加总准备金10％以上的部分，必须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或其分公司办理再保险。在此范围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不得拒绝接受。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企业，如对每一危险单位自留额在其实收资本加总准备金10％以内的业务办理再保险，可以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也可以在其他保险企业办理。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也可以在境外中资保险企业办理。
第三十三条 保险企业应严格按国务院《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提留各项保险责任准备金。对每年交纳各项税款并扣除费用和规定的提留后的盈余，应按规定提留总准备金。
第三十四条 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办理再保险业务，总准备金的提留以及资金运用业务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核准的章程及另行颁布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保险企业应于每季第一个月中旬末前，向人民银行报送上季度资金运用情况表和保险业务统计报表，并于每年第一季度末前向人民银行报送上年度营业报告书。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所规定的有关报备事宜，经人民银行审查，如有不当的，有权予以纠正。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人民银行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罚：
（一）警告并限期纠正或补办有关申报手续；
（二）没收非法所得；
（三）吊扣《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四）建议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处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向人民银行办理申报或备案手续时，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人民银行除责令补办手续外，没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扣《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的处理可以单处，亦可并处。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人民银行作出的裁决或处罚不服的，可以从收到裁决或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做出决定的人民银行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而
又拒不执行的，人民银行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影响原裁决或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不适用劳动部门办理的社会保险。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在此之前，本市颁布的有关保险规定如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1992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