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财产清查盘点试行办法

1962年12月19日，供销合作社

为了加强供销合作社的财产管理，保证财产的安全，做到帐目与帐目、帐目与实物相符，家底清楚，财产真实，促进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清查盘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一条 为了做好清查盘点工作，各级供销合作社及所属企业，都应当组织财产清查盘点委员会（或清查盘点小组），负责组织领导清查盘点工作。财产清查盘点委员会，在基层供销合作社应当由理事会主任、在县（市）以上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应当由企业的领导人员亲自负责，并组织业务、仓储、统计、财务会计、总务等部门的主管人员参加。
对各项财产进行清查盘点的时候，清查盘点委员会的成员和经管财产的人员都必须亲自参加，同时还应当请监事会派员监督。
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理事会，对所属企业和下级社的清查盘点工作，应当经常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条 财产清查盘点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一）负责组织有关人员，按照规定时间对各项财产进行清查盘点，并对盘点的正确性负责。
（二）查清库存的商品和其他各项财产的实存数与帐面数是否相符，质量是否完好，商品是否适销对路。
（三）对清查中发现的短缺、溢余、残损、变质、近期失效、不配套、冷背积压等情况，以及过期尚未收回和支付的应收、应付款项等，分别查明具体数量、弄清原因，提出处理意见，及时向理事会或企业的领导人员提出报告。

第二章 各项财产清查盘点的时间
第三条 定期的清查盘点：
（一）基层供销合作社的零售商品，每月末清查盘点一次。对鲜活商品，原则上应当卖一批清一批；如有困难，也可以月末进行清查。
（二）基层供销合作社收购的农副产品和废品，应当随上调随清查，月末清查盘点一次。
（三）县（市）以上供销合作社所属批发企业的商品，可以结合淡旺季节进行清查，在储存量较少的时候，应当彻底清查，但每季必须全面清查盘点一次。
（四）银行存款、银行借款、各项应收、应付款等，每月清查一次。
（五）委托其他单位代销、加工的商品和运出、运入的在途商品，每月清查一次。
（六）生产加工企业的产成品、半成品、原料、材料，饮食企业的原料、材料、燃料，农牧企业的饲养畜禽、饲料，储运企业的燃料、备件等，每月清查盘点一次。
（七）包装物及其他物料用品，每月清查盘点一次。
（八）低值易耗品每半年清查盘点一次；固定资产和简易仓棚每年清查盘点一次。
（九）在办理年终会计决算以前，必须对所有财产进行全面的清查盘点。
（十）对库存现金、销货款、收购农副产品周转金和零售门市部收回的凭票供应商品的票券等，除按月进行清查盘点外，出纳、营业和收购人员于每日营业终了，必须进行清查整理。
第四条 临时的清查盘点。
遇有下列情况，应当对有关的财产进行全部或部分的临时清查：
（一）基层供销合作社按售价核算的零售商品变更零售价格；
（二）凭票供应的商品，改变收票标准；
（三）直接经管财产的人员调动工作；
（四）因机构、业务变动，办理财产交接；
（五）财产发生非常损失事故；
（六）理事会或企业的领导人，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进行的临时抽查。

第三章 清查盘点前的准备工作
第五条 对各项财产进行清查盘点以前，财务会计部门必须检查有关财产增减变动的凭证是否齐全，如有尚未入帐的会计事项，应当及时入帐，并结出各项财产的帐存数字，主动与零售店、仓库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核对商品、材料等各项财产的收、付记录，做到清查盘点前的帐目相符。
清查盘点应用的表单，应当事前做好准备。
第六条 经管商品和材料的人员，在清查盘点以前，应当将所经管的商品、材料进行整理，对尚未点验入库和应当调拨出库的商品，尽可能做好入库和出库手续，避免发生重点、漏点等差错。对霉烂、变质和代管的商品、材料，应当分别存放，分别盘点。
第七条 在清查盘点以前，对所使用的度量衡器应当进行检可和校正，不得使用不准确的度量衡器。

第四章 各项财产的清查盘点
第八条 对商品、产品、材料、包装物等项财产的清查盘点：
（一）对库存商品、产品、材料、包装物等，必须逐项盘点，逐项记录。盘点的时候，要认真点数、过秤或丈量；对于整包、整捆、整箱和整件商品，如原封未动，可以按照包装上原来标记的数量，整件的进行盘点，必要的时候，应当拆件抽查。
对大堆商品、材料，用过秤盘点确有困难，可以采用测量的方法计算。测量计算的方法，由各级企业单位或企业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并报理事会备案。
（二）以上财产除盘点实存数量外，应当检查质量是否完好，有无冷背积压等情况。对质量、销路等方面有问题的商品、材料，应当查明具体数量、残损程度以及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单独列表，并提出处理意见。
（三）对零售商品进行盘点的时候，应当同时检查售货人员未缴的销货款；对凭票供应的商品，应当同时查清收回的票券数量和票券的收、付记录。
（四）清查盘点期间新购进的商品、材料，应当与原存的商品、材料划分清楚，代购、代销、代管的商品、材料，应当与自有的商品、材料划分清楚，分别盘点，防止混乱。
已经办完销售手续，而购货方尚未提走的商品，根据有关凭证核对以后，进行清查盘点。
（五）存放在其他单位、仓库、工厂的商品和委托其他单位代销的商品，应当查明手续、单据是否完备，帐簿记载是否相符，必要的时候，应当到现场进行查对。
对在途的商品，应当以供货方寄来的发货清单做为清查依据，对过期尚未到达的，应当及时查明原因，或者向供货方提出查询，必要的时候，应当派员沿途查对。
已经发运还没有办妥委托银行收款手续的商品，应当以发货运输凭证做为清查的依据。
（六）对正在生产中的半成品，应当查明实际数量及其完成程度。对存放在车间的原料、材料，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废品，应当单独进行清查。
对于饲养的畜禽，应当按不同种类分别查明头数。
第九条 现金、银行存款、银行借款、各种应收应付款项的清查：
（一）库存现金和收购农副产品周转金，用逐一点数的方法进行清查，并与帐面结存数字和收购清单进行核对。
（二）银行存款、银行借款，应当根据帐面余额与银行进行核对。
（三）各种应收、应付款项，应当查明财务会计部门是否按时与对方进行核对，有没有过期尚未收回或支付的款项；对发生争执或拖延已久还没有处理的帐项，应当查明原因，提出清理和处理的意见。
第十条 固定资产、简易仓棚、低值易耗品等财产的清查盘点：
（一）固定资产、简易仓棚，应当逐一点清实物，并与保管帐、卡进行核对；发现没有入帐的固定资产和简易仓棚，应当查明原因，及时入帐。在清查中发现毁损情况，应当查明毁损的程度、原因和责任以后，在盘点表内加以注明，并提出处理意见。
对租赁、代管的固定资产、简易仓棚，都应当进行清查，并分别填制盘点表单。
（二）低值易耗品，应当逐一点清实物，在清查盘点的时候，防止与已作费用开支的财产（指单价在五元以下的）混淆。
（三）对已作费用开支的财产，应当根据实物备查簿进行清查。

第五章 清查盘点结果的处理
第十一条 对各项财产清查盘点以后，根据清查盘点的结果填制盘点表单（参照《供销合作社会计制度》的规定）。盘点表单经过审核无误以后，由参与盘点的人员和经管财产的人员共同签名盖章。
盘点表单应当由经管财产的人员留存一份，送交财务会计部门一份；清查盘点委员会是否留存，由各级供销合作社或所属企业自行规定。
第十二条 财务会计部门根据盘点表单与商品、材料及其他各项财产的帐簿记录进行核对。如发现盘存数与帐存数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及时查明原因，对于经管财产人员发生的差错，应当弄清原因，必要时进行复查或由经管财产的人员做出书面报告。
财务会计部门根据审查核实后的盘点表单，将帐簿记录与实际盘存的差额，按照《供销合作社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帐务的调整，使帐簿记录与实际盘存的资料一致，并将盘点表单与有关的书面报告，送交理事会或企业的领导人员研究处理。
第十三条 理事会或企业的领导人员，对清查出的财产短缺和溢余，应当及时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属于损耗范围的，按照规定手续办理报销；属于财产损失范围的，按照《供销合作社财产损失处理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对于财产的溢余，经查明核实以后，按照《供销合作社会计制度》的规定，列作收益处理，不得以长补短。


严格责任倾向——对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审判的思考

王琼书 曹清


我国现有法律表明医疗侵权诉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但仔细分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知或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以及一些判决案例，不难看出我国医疗诉讼审判有对医方采取严格责任的倾向，医疗机构面临着“有过错要赔偿，无过错要和解”的尴尬局面。
一、医疗争议诉讼属于一般侵权诉讼，适用于过错原则
一般认为构成侵权行为要有四个要件：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有主观过错，有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在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存在三个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归属问题。侵害他人财产、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侵害他人生命、健康、侵害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以及法律法规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其他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1～124条和第127条规定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等。而对那些既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的侵权损害,如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而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特别案件,则由公平责任原则来调整。由于医疗纠纷并未被《民法通则》列为特殊侵权,故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于法无据。对照《民法通则》有关监护的规定,医院不是病人的监护人,因此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医疗纠纷无法律依据。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高法在“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中对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损害指出适用过错原则，医院无过错就不赔偿。其实对所有医疗侵权诉讼都适用过错原则，而不是象某些基层人民法院在医方无过错情况下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向患方倾斜，认为有损害必判赔偿，无原则地判决医疗机构进行赔偿。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法学界对此存在异议，如学者王利明认为医疗事故责任应归于严格责任[2]。
二、严格责任责任特点
对于严格责任（strict liablility）定性和适用，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严格责任见于英美侵权行为法中，是一种特殊的归责原则，在大陆法系的侵权法以及我国侵权行为法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一般认为，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严格责任在功能上兼容了传统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特点，它事实上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严格责任解释为“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一种责任标准。但这种责任标准也不是绝对责任，它是一种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了怎样的注意和采取了怎样的预防措施。如果承担严格责任，则仍有一些（尽管是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现由”。严格责任属性：①它与过错责任一样，是一种责任标准；②与过错责任（由于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一般责任）相比较，它更为严格；③在有限的抗辩理由中，当事人（被告）不得以无过错（尽到合理注意）为抗辩条件；④它不同于绝对责任。严格责任的主要功能是：①补偿功能，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其适用通常与发达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它需要通过责任保险甚至社会保险来分担风险；②预防损害的功能，严格责任让损害造成的成本高于避免损害的成本，使行为人最大努力避免损害发生；③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由于受害人无法完成过错举证责任，对行为人采取严格责任可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补救，实现对弱者保护，体现实质正义[2]。
由于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会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因此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来适用。
三、医疗诉讼审判的严格责任倾斜
（一）医疗争议审判中法律适用的新动向
由于我国特殊的立法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以司法解释或谈话形式扩大法律条款的外延和适用范围，影响司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严格责任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实现。医疗争议诉讼中，医方举证不能则败诉。
我们通过对严格责任的主要表现来解析医疗诉讼中的严格责任。
1.严格责任中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在严格责任中受害人不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举证，受害人只需要对因果关系举证。在医疗损害争议案件中，患者只需就其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并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提供举证责任。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导致医疗争议诉讼门槛降低。
2.严格责任中免责事由是受到限制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规定了六条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而且条例第49条第2款赋予“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权利。这些条款被认为是医方的免责事由。但是这些狭小的免责条款基本上被后续的高法通知或谈话取消。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条例》只是从特别规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类型纠纷的责任问题，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般侵权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处理”，“对于《条例》第49条第2款应理解成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规定并没有免去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3]。很明显，司法审判机构认为《条例》只对医疗事故有处分权，对于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条例》免责条款不具有约束力。《条例》的免责条款形同虚设。
3.严格责任中加害行为与损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推定的。如果单纯以事实而言，患方受到的所有损害在表象上几乎都与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手术具有创伤性、药物具有毒副性，癌症的诊断给患者造成心理伤害。而且从价值判断立场来说，无论在社会认知或法学理论上，均认为医疗行为具有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患方需要证明的损害因果联系只是一种初步的，表面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需要推定或基于法官的考量。严格责任与一般过错的区别在于：一般侵权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而严格责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将过错举证负担转移给被告，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严格责任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过错推定，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法定抗辩事由存在，则推定其有过错，从而承担责任。《证据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方举证不能则推定医方过失。
（二）典型严格责任审判案例
【患者手术死亡案件】患者因肿瘤入院，行手术治疗。在切除肿瘤时由于肿瘤组织腐脆，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术中发生DIC导致严重渗血，医师立即给予积极处置。患者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以医方治疗不当导致患者死亡为由提起诉讼。医院答辩认为，整个治疗过程无过错，原告出现DIC是其疾病发展的结果，肿瘤本身和手术治疗均可引起DIC，术前对患方告知手术危险，已获取患方同意，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行为本身无过失。法院认为患者死亡与其疾病转归有关，但该医疗机构是教学医院，应该比普通医院具有更强的注意义务，术前、术中应该考虑更为详细，最后判决医方承担20％责任。这起案件体现了强势对弱势的救济。事实上，法院也承认不能明确推定医院在本案中负有责任，只是立足保护患者的利益进行而判决。在本案例中判决院方承担责任较轻，法院也是考虑患者死亡是在原有疾病基础发生的不良事件。严格责任强调责任是严格的，加重了行为人的责任，并非绝对不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过错。
【时某过敏死亡案件】某日凌晨6点,患者时某到某卫生院求医，诊断为普通感冒。因为是急诊时间，医生给予丁胺卡那霉素点滴治疗。在静脉输入丁胺卡那霉素时，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表明,患者是特异体质致药物过敏死亡。患者家属提起诉讼。诉讼中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此事件不属于医疗事故，医方在治疗和抢救过程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被告在对受害人诊疗抢救过程中没有过错,但患者的死亡与卫生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承担责任，判决赔偿原告21万元。卫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严格责任的特点是加害人不得以无过错为抗辩理由，本案例中医疗机构的无过失抗辩无效。对于无过失的医疗行为适用严格责任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构不问过失而单纯应用因果关系采取严格责任、甚至无过错原则判决是医疗机构面临最棘手最无奈的困境。
四、对于医疗行为中严格责任的思考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比，其职能从教育、预防的作用向赔偿作用倾斜；它是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是过错责任向公平责任的转变，是个人权利向社会责任的转变，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对医疗行为实施严格责任的初衷，相信是为加强对弱势群体救助，寻求社会稳定。医疗诉讼之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多起病员殴打医生或死者家属抬尸游行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由于患方在诉讼中不能举证。为保护病员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之间的社会矛盾，为病员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确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但是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实施了举证责任倒置也没有减少恶性医患冲突的发生[4]。
严格责任以法律手段使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按医疗制度和操作常规进行工作，做到仔细认真，对可能出现的各类医疗意外和并发症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尽力做好注意义务，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避免非正常医疗损害的发生，减少医疗缺陷，杜绝医疗事故。但是临床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医疗行为具有损害特性，由此衍生的风险是人类的共同风险，而不是医生这个单一职业的风险，而且医疗损害往往存在“一果多因”，片面强调医方的严格责任并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中国医疗诉讼第一案，湖北省某医院龙凤胎损害赔偿案，医院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母体病毒感染和死胎分娩史有关，也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一过性低温无关，最后医院败诉，承担高达296万元的经济赔偿。毋庸质疑，这样容易激起医疗的负面反应，使整个医疗行为趋向于保守性，如目前防御性医疗盛行就是最明显的表现[4]。
作者赞成对医方行为采取严格要求，毕竟医务人员担负的是特殊社会任务，面临的是人的生命，应该比一般人员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实施严格责任，是对医务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促进其提高诊疗水平，在诊疗过程中增强其注意义务。但是作者认为我国并未实施真正的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仅仅是在对医务人员的要求适用严格责任，而并未按国际通行严格责任原则确立赔偿范围上的特定限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严格责任往往有最高额限制，原因在于严格责任是对不幸损失的的合理分摊，如果法律对最高赔偿限额没有强制规定，则会过多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且严格责任的广泛适用大都伴有发达的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最发达的美国，大量而高额的诉讼使大量医生更改执业场所和范围，甚至改行，医疗保险业面临崩盘的危险，最近美国国会考虑为医疗损害赔偿最高限额实行限制。我国尚缺乏成熟有效的医师执业风险保险，医疗事故保险刚刚起步，制度尚未健全完善。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侵权赔偿范围原则上没有设立最高限制，适用于完全赔偿原则。在我国医疗争议诉讼中，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相对定额化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按《民法通则》进行完全赔偿，结果出现是事故少赔，非事故多赔的悖论。作者反对以法律手段单方面加重医方责任而不加强保险与社会救济职能，在责任认定上对医方适用严格责任，而在赔偿上却适用完全赔偿。
作为人民陪审员，作者经常参加辖区内法院涉及医疗争议的诉讼审判，也体谅审判机构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减少患方不满判决的上访所做出的判决，但是作者坚持认为构建社会和谐不能牺牲司法公正，我们需要的是法律范围内的和谐发展。我国用不到世界卫生费用的1%成功维护了世界22%人口的生命和健康，但是我们必须反思这1%和22%的关系。在我国，医疗行业仍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大多数医疗机构属于公立机构，具有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医疗活动具有被强制缔约性，《执业医师法》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无论何人、无论何种原因，只要患了急危重症，只要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无论有钱与否，任何医院都必须接诊，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抢救。这是法律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强加于医疗机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致做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卫生急救缺乏民政和慈善支持，对于无钱的危急重症患者，医疗机构对其进行的救治基本上是无偿的，以作者单位为例，每年无法收回的此类医疗费用以百万计算[3]。法院审理医疗赔偿案件时，在保护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护医院和医生，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利于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立法、司法裁判机构应恰当的平抑医疗诉讼，如果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医疗诉讼，必然导致医方利益的过度损害。对一方利益的过度损害，最终必然影响到另一方的根本利益的存在。这样双损的结果绝对违背了立法的初衷[5]。值得庆幸的是审判界已经意识到这点。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维护法律的尊严,还要求法院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司法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但和谐不是不要正义,不是不顾原则。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6]。
医疗诉讼的快速增加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7]。严格医方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民众对医疗机构的愤懑情绪，方便大众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权益，也简化了法官工作的程序，加大了对患者的救济，但它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医疗争议，促进医学进步，保证医学科学健康发展，还值得商榷。相信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律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能进一步落实，社会救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民众的认识逐步提高，社会成员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广阔角度摆正自己的视角，理解医疗卫生工作的全民意义，理解医疗工作特殊性的时期，终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