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清/杨心忠 最高人民法院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是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制度，是一项设计十分精巧的法律制度，在各国保险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关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非常成熟。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较短，整个行业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对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我国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业务实践也不够成熟，立法司法也相对滞后。本文着重对代位求偿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限制事由进行分析，包括行使名义限制、行使对象限制、行使金额限制以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弃权等一系列法律限制和自我限制，以期完善代位求偿制度的法律体系，使代位求偿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并逐渐发挥其作用。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名义的限制

早期保险人均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但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以及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现在许多国家承认保险人既可以自己的名义，也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人请求给付。英国的保险判例认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原则上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请求第三者赔偿。[1]根据《英国财产法》第136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后，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而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可见，对于代位求偿权的移转英国似乎采取请求代位主义，而非当然代位主义。因此，在被保险人尚未以法定形式将其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保险人时，债权还未发生转移，保险人还不是赔偿权利人，因此，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而在被保险人为法定的让与行为之后，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其自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英国财产法》以被保险人是否履行法定的债权转让形式而作出区分规定的原因。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应以何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代位求偿权在本质上是债权转让，是债的主体的变更，代位权一经产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便移转与保险人，保险人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保险人自得以其自己的名义行使。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4条、9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5条等即明确规定在诉讼时，保险人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其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倾向是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人（债务人）请求或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代位求偿方式。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更符合我国的诉讼实践。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的限制

保险人行使其代位求偿权的，应当向因造成标的物损害而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第三人求偿，即应当向在债权转让之前对被保险人具有损害赔偿义务的第三人请求赔偿。但是，第三人的范围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各国一般都禁止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否则，将不能实现财产保险损害填补之目的。因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组成人员与被保险人具有密切的联系，被保险人组成人员造成的损失常须由被保险人来承担责任，而被保险人家庭成员间密切的人身关系常常决定了其财产上的密切联系，它们在经济上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被保险人受到损失的，其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反之亦然。如果允许保险人在赔偿后可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实际上是又向被保险人索回了赔偿，等于让被保险人自己承担损失，无法实现保险的目的。而在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则不影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我国《保险法》第62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家庭成员的范围，由于《保险法》未作明确规定，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我们认为，对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与把握，对其可以界定为：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连续性，且相互间进行扶养、扶助或赡养的成员。由于家庭成员与近亲属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对于在血缘上具有同源关系的自然血亲，如伯、叔、姑与侄、侄女，舅、姨与甥、甥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也应当作为家庭成员来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则应作狭义的理解，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接受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和代理人等，这部分人常是代替被保险人履行行为的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所以保险人不能向其求偿。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金额的限制

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不得超过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代位求偿权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对于保险人已赔付的部分，被保险人相应部分的损失已得到填补，就该部分损失，其不得再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保险人在其赔偿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否则，保险人将构成不当得利。如果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取得的赔偿金超出了其已支付的保险金，保险人应将超出部分返还给被保险人。因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本是被保险人的权利，保险人仅在其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其支付范围内的赔偿请求权仍应由被保险人享有，所以，保险人取得的超过其赔偿金范围的数额应退还给被保险人。第三人也可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其返还。我国《保险法》第60条、《海商法》第254条对此作出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1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可向第三人请求其未受补偿的部分，保险人可基于其代位求偿权要求第三人为相应的给付。如果第三人的清偿能力难以同时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和保险人的代位权时，是优先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还是保险人的代位权？我们认为，从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来看，优先实现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更符合立法本意。保险人只能在被保险人获得全部损失补偿后，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行使代位权，除非保险合同中适用了比例分摊的条款。[2]

四、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分析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往往有以下几种原因：1.因利益冲突而放弃。比如说，在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追偿主要是在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因此保险公司不能只考虑追偿收益而不考虑追偿责任，追偿收益和追偿责任相互抵消后，只是在原地打了个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通过协议约定互相不进行追偿，比如英国和加拿大，汽车保险人之间达成的“撞撞协议”，是指保险人之间的协议，双方同意不管依各自的保单各自的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获得保险金，保险人都予以理赔，并尽力劝阻各自的被保险人不要向对方提出索赔。2.因利害关系的影响而放弃。比如追偿成本支出较大，追偿产生的费用可能超过可得利益，为了避免“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尴尬局面，或考虑到应保持与有关方面的良好关系等等，保险人往往会放弃代位求偿权。3.因保险人法律观念淡薄而放弃。目前在国内保险业务中代位求偿十分不受重视，很多保险公司尚未成立专门的代位追偿部门，也未把代位求偿结果列入保险业经营考核指标，这都不利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

（二）保险人放弃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条件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之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保险人便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取得了从被保险人转移而来的向第三人的债权请求权。对于该项权利，保险人在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前提下，可以对其享有的保险代位求偿权进行自由的处分甚至放弃，法律无需加以限制。保险人可以放弃期待中的代位求偿权也可以放弃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法律赋予了保险人将来条件成就情况下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可能，这种权利便是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可以通过合同的约定或订立特别协议，与被保险人协议约定放弃其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如果这样，在保险事故由第三人造成的情况下，保险人即使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也再无权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若保险事故是由第三人造成，并且保险人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其便取得了向第三人代位求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立即付诸实现，因此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这种权利保险人同样可以放弃。不过，不论是期待下的还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要想放弃，需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行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说，保险人放弃的权利必须是法律允许放弃的权利，保险人不得因放弃该项权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第二，保险人必须是自愿放弃行使代位求偿权。弃权行为是保险人对自己所享有权利的自由处分，保险人的意思表示需要真实。如果保险人在受欺诈或胁迫等情形下作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不能认为是真实的，该弃权行为无效；第三，保险人需要无保留地放弃代位求偿权。如果保险人在放弃代位求偿权时作出保留，则其仍可能对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

（三）应避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不合理放弃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是使致害第三人逃避了相关的民事责任，无形中纵容了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等；二是阻却保险公司自身效益的提高。之前我国保险市场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垄断经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我国金融业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剧，保险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代位求偿逐渐显示出了其优越性，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更多利润。尤其是在涉外业务中，保险代位求偿已发挥了较大作用。原因是涉外财产保险代位求偿数额巨大，不追偿就可能严重影响保险业的发展。然而国内保险业务代位求偿受重视程度仍然不高。鉴于放弃代位求偿权行使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格外重视代位求偿权的存在，提高代位求偿的意识，维护代位求偿制度的行使，这样不仅能够使保险人从中获得利润，也能促进代位求偿制度的健康发展，达到多赢的效果。

五、被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中保险人享有并不优于被保险人原有的对第三人的权利，若该权利存在“瑕疵”，如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与第三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和解，则第三人的抗辩权不因债权的转移而受到影响，仍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理由对抗保险人。在此情况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有损害或丧失的危险。所以法律从后果的角度，对被保险人权利放弃行为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一）保险合同订立前的弃权

保险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与第三人达成免责条款，此时因为还不存在保险合同，故与保险代位求偿权无涉，其弃权行为有效。第三人因此可以取得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抗辩事由。

问题是，保险人能否因此对抗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理论上则认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被保险人预先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已知或应知其事实，保险人应受被保险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约束。[3]在发生保险事故后，第三人因为被保险人预先放弃赔偿请求权而取得之利益，可以有效对抗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具体到实践中，又有以下四种情形。

1.保险合同的明确约定。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为，保险合同对其后果已有约定的，应依照其约定来确定保险责任的大小及有无。如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在此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减扣部分保险金的或者保险人声明被保险人的此放弃行为对保险人无效的，该约定应具有溯及力，保险人可依照约定行事。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明确约定，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投保人该事实时，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那么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可以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可根据告知的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及是否提高保险费率。

3.被保险人的恶意。保险人若能举证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对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恶意，即故意以损害保险人代位权为目的的，保险人则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

4.保险人已知的事实。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被保险人放弃的事实或在通常业务中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此种条款的，则应承担保险责任。如在海上货物运输方面，各国普遍承认承运人非完全过失责任制，对于航海过失和管理船舶过失造成的货损，承运人是免责的。另外，在国际上船舶拖航合同中几乎毫无例外地约定，拖轮、引航员对任何损失不负责任。对此类条款，被保险人无须告知保险人，也不能因此视为被保险人损害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4]


论影响城口农村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工作对策

王泗友

[内容提要] 农村稳定，事关全局，意义重大，任重道远。本文就影响城口农村稳定的突出问题进行披露，并以具体事例对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阐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切合城口实际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 稳定 发展 治理 防范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科学分析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努力把握其特点和规律，以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切实做好农村各项公安工作，对于参与西部大开发，增强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拓展思路，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用全国经济大全局、大战略、大思路来指导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优势和作用，把农村公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新的水平，都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机关通过打击刑事犯罪和建立安全防范网络，维护了我县农村安定局面和社会治安秩序，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贯彻落实，为我县农村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国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村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一
从总的方面看，我县农村治安形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但由于诸多因素的互相交织、作用，在不少地方也存在着一些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有的地方有的问题甚至还相当严峻。
(一)非法组织‘门徒会”活动十分猖獗。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从毗邻县、市窜入我县农村，以“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为掩护， 大肆散布异端邪说，利用山区农民法制观念淡薄，文化素质低下，愚昧无知，游手好闲等弱点，创立、发展了一批非法邪教组织——门徒会。一些群众在“神赐生命粮”、 ‘祷告治病消灾”等歪理邪说的蒙骗下无心生产、不务正业、有病不治，严重危害了山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以及个人的身心健康。近年来虽几经查禁，其活动曾一度有所收敛，但又有死灰复燃此起彼伏之势。据统计，分布在全县的门徒会组织，即：分会、小分会、聚会点等共有80多个，成员5600多名，其中98％是农民，也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乡村教师、村干部，其年龄结构既有七旬老翁，又有少年儿童。
门徒会组织的主要特点：一是以伪装慈善、免费治病、帮助困难群众等为手段，拉拢群众，蛊惑群众，有的群众不明真象加入邪教组织；二是广泛发展信徒扩大组织，发展新生力量，企图采职一传十，十传百， 全家发展，全民皆“兵”。譬如蓼子乡、箭竹乡、明中乡、河鱼乡等凡属高山地带的青壮年农民 几乎都是信徒；三是邪教组织宣扬异端邪说，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宣传“信神不信人”，甚至还向基层政权渗透，有的村干部本身就是信徒，以致政府的农村工作在有的农村受到干扰，农村公益事业也受到影响和侵蚀，致使有的农村基层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四是邪教组织机构严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表面上互不往来和接触，仅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实行单线联系，一旦被公安机关抓获，守口如瓶，死不认账，在铁的事实面前也只招认自己，绝不供出同伙。
当前在我县的一些地方反映出的和经打击的一批门徒会骨干分子不思悔改，变本加厉，气烟嚣张，已不仅仅是一般治安问题，而是影响我县农村政权稳定，企图削弱和瓦解我县基层政权组织的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
(二)侵财案件、恶性案件不断增多，且危害性大。
1、盗窃案件突出。地处巴山深处的城口， 经济极端落后，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仍未摘掉，在近几年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后，才逐步走向温饱，但仍有较大部分农民在贫困线上抗争。因而，在我县的刑事、治安案件中，盗窃案件仍居发案之首，据1997年以来报表显示：全县刑事案件共发生593赶其中盗窃案件就发生265起， 占全部发案数的44。6％。在经济水平极端落后的城口，财物成了犯罪份子侵害的首要目标。在城镇主要是以盗窃现金、家电、服装、车辆等物为主，在农村主要以盗窃家禽家畜、粮食物资、农用机械等物为主。作案人员利用人们居住分散、偏僻、防范意识差等特点，疯狂作案。
2、杀人、伤害案件增多。1997年以来全县共立杀人案47伤害案29起，被犯罪份子杀死21人，杀伤35人。全县1997年—1999年被他人殴打造成轻微伤害案件的共发生446起，占全部治安案件发案数的60％。 在全部案件中，犯罪份子都是由于文化不高、心胸狭窄，因争宅基地、邻里口角及婚恋、不正当男女关系、债务等纠纷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而突发引起；因利益趋动，争强好胜，为一些小的口角发生纠纷顿生恶念的也有之，如棉沙乡袁XX为争水灌溉秧田，发生口角，临时起意，杀死1人，杀伤1人；如高燕乡廖XX为争自留地的几株茶树与人发生争执，顿生歹念，抡起板锄，当场挖死1人，挖伤2人。
3、爆炸案件频发。近年来， 我县在重庆范围内属爆炸案件多发地区。仅1996年以来，全县共发生爆炸案件或事故26起，炸死19人，炸伤35人，炸蹋房屋30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多万元。 往往都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不能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纠纷 铤而走险，以爆炸的方式泄愤报复。1997年5月， 邮电局职工王XX因单位内部利益纠纷发生冲突到处上访，由于本人不能正确对待，遂到县人大、教委等单位和个人施爆数次炸毁房屋4幢，损失180多万元，影响十分恶劣。
(三)封建宗族势力，地方流氓恶势力成为当前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
宗族势力是我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本早已被新中国的成立荡涤殆尽。近年以来，我县农村的宗族活动方兴未艾，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设族长、定族规、家法，大兴婚丧嫁娶之风， 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目前，我县的宗族势力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可低估，宗族势力以其严密的组织、较强的凝聚力，取代少数同宗同族群居地涣散的基层政权组织。个别宗族势力对基层干部执行公务横加干涉，企图以“族权”职而代之，1998年鸡鸣乡张姓家族竟公然阻挠办案， 殴打公安人员，砸烂警械，强行从警车上抢走重大杀人犯张XX，气焰非常嚣张。有的宗族势力通过参与基层组织的选举向村乡组织渗透，使宗族矛盾不能调和，逐渐激化。有的本是民间的一般性纠纷，由于宗族势力的介入反而会演变成一场残酷的宗族械斗。修齐区的龙XX与杨XX在卡拉oK厅引起纠纷，发生抓扯，以致酿成由族间介入的大规模群体性械斗，当场致死一人，致伤数人。有的地痞无赖依靠本族的强大势力，欺负外姓群众，公开进行打架斗殴、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成为危害一方的恶霸。
比宗族恶势力更为暴戾的是以同学、同乡、亲戚、狱友等关系为纽带的流氓恶势力。 他们以哥们义气、封建帮会思想为凝聚力，以团伙的方式出现，进行打架斗殴、敲诈勒索、流氓奸淫、白吃白拿，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县曾经有以下表现形式：一是模仿旧社会帮会和海外黑社会组织的形式，制定帮规、帮号；二是居心叵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方面竭尽全力拉拢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公务员为已所用，另一方面将黑手伸进中小学校园，用小恩小惠引诱，甚至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不谙世事的孩子入伙；三是对抗政府，充当“第二派出所”、 “第二法庭”，介．入纠纷，千涉政务，公然敢与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抗衡，对抗执法机关，使正常的国家公务行为无法进行，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
(四)农民负担过重，违法处罚过重，农民逆反心理增强，对抗情绪激烈，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
1、关于农民负担问题。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一切对农民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从公安信访角度获悉的情况看，这些政策在一些区、乡并未得到很好贯彻落实，不少地方都有不同形式的反映，这说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农民向基层政府缴纳的各种税费远远超过了政策规定幅度。由此引发的集体上访请愿等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案件和事件的出现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作政策宣传，农民不知道所收费用是否合法，被一律视为乱收费也确实有的地方美其名曰‘办好事、办实事”，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农民群众怨声载道，尤其是有的基层干部在收取各种税费时，不讲究工作方法，采取不近人情的野蛮作法，强行到农民家里牵猪拉羊，背棉拉粮，封屋拆房，甚至连菜刀锅铲也要刮走，有的还对农民进行捆绑和非法拘禁，造成干群关系严重对立。二是有的基层干部只知道向农民收费，不为农民培育费源，不去辅助、指导农民增收创税、脱贫致富。把县委政府制定的扶贫攻坚计划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就是落不到行动上。今年由此引起两人晋京上访，在高望等地也出现集体上访的苗头。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
2、关于处罚过重问题。 违法处罚、越权处罚、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本是各级政府和公安机关的一大禁忌，一旦出现必须坚决纠正并要进行严肃的处理。然而，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的最敏感的话题。如不下大力气，下大功夫、动真格予以取缔或纠正，干群、警民的血肉关系、鱼水情意将到达崩溃边缘。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代表乡政府维护全乡秩序的乡镇治安室及其工作人员，为所欲为，违法行政，乱施械具，乱处罚款，随意殴打人民群众，行使侦查权，随意进行传唤、审讯、留置。甚至打骂群众。二是乡政府制定的《乡规民约》，与有关法律法规严重相悖，它的处罚幅度和强制力远远超出了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处罚幅度和强制力。罚款可以上千元，其强制力可以扣押、查封、没收，甚至可以限制人身自由。
(五)赌博、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有蔓延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收入逐步提高，剩余资金也不断增多，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发展意识并未随之增强，加上文化生活贫乏，赌博活动屡禁不止，由县城辐射到农村，且愈演愈烈，参赌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以及赌资赌注的投入都今非昔比，有的基层干部、国家公务员等带头参赌，因赌博引发的纠纷以及抢劫、盗窃等案件时有发生，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
卖淫嫖娼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国家早已禁绝，而随着社会治安问题的不断增多，这类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赶死灰复燃，较多地出现在卡拉OK厅、夜总会、宾(旅)馆、发廊等场所，为招揽生意，勾引顾客，出卖灵魂，提供色情服务，竟公然发展到拉顾客、揽业务、公开讲价还钱进行卖淫嫖娼，致使一些家庭破裂、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道路，毒害青少年，严重污染了社会空气。
二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综合反映，在社会治安管理和控制机制一时难以适应的情况下，农村杜会治安情况呈现出一些给复杂的局面和影响稳定的因素。
(一)农民文化素质低，法制教育又相当薄弱。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村犯罪问题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约束和保护自己。有的区、乡“普法”， “普教”工作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党和政府花了钱，工作又未收到实效。旧的文盲、法盲还没扫除，新的文盲、法盲又不断增多封建、愚昧的思想和习气已成自然，在一些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正是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使得一些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东西占据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滋生是非酿成案件。很多农民不知法、不懂法，当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或人格受到侮辱时，不能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取‘以牙还牙”的形式，利用原始愚昧的作法蓄意报复，这些都成了农民在新时期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和土壤。
(二）当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工作不到位。
农村党组织、村委会和村治保会是搞好农村治安工作的关键。近年来，有的地方忽视了‘两手抓”、 “两手硬”的方针，以至于村级班子的建设和维护稳定的工作相当薄弱：一是被誉为‘三大支柱”的治安室、治保会、治安联防队作用不力，掺杂亲族利益观念，带来了负面效应：二是村级班子成员因循守旧，文化程度又低不能引导群众致富，观念无法更新，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三是驻村干部作风不踏实，工作飘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形成了面上指导与实际操作的脱节；四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村级组织缺乏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各种行政措施、集体公益事业难以落实和开展，一些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疏导和解决，许多治安问题得不到整治和处理。这是造成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治安防范机制不健全。
随着大刑侦、大治安格局的日趋形成，侦查破案与治安防范已成公安机关的“两大拳头”，密不可分。作为本身办案成本高的山区县，基层基础工作在整个公安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尤显重要。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是：一是农村执法力量与形势和任务的发展不相适应。全县幅员面积3200平方公里，山高沟深、交通不便、居住分散，调查职证、侦查办案、抓获罪犯等工作本身都十分困难。加之警力严重不足，守护这块土地的130多名民警，分布在农村区乡(镇)的民警仅有40余名，加之经费奇缺，装备落后，打击防范、治安管理以及其他基层基础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和影响；二是基层公安派出所工作千头万绪，顾此失彼，加之有的民警缺乏超前意识和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忽略了防范工作的重要性，重打击轻防范，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致使基层基础工作无人抓，没法抓；三是没有正确理解只有长治才能久安的战略意图，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和前瞻性。比如重点人口的帮教、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流于形式，没有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有学不上、有家不归、有业不就的现象经常发生；四是具有整体防范功能的“安全文明小区”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虽然全县的覆盖面已高达80％左右，但有的组织不健全人员不落实，无人值班，无部门组织检查和验收，发展很不平衡，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工作实效，大多数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四)散失在社会上的爆炸物品大量存在，造成极大隐患。
近年来，由于改造公路、开采矿藏以及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大量的爆炸物品由于使用单位和个人管理不善，通过买卖、丢失、被盗、私藏等非法渠道流向社会被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所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虽然,通过县委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数次清理、整顿和收缴，也职得显著的成绩，但是有的农民缺乏对爆炸物品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有的由于职能部门工作作风飘浮，做表面文章，应付上级，搞“花架子”，督促检查不力，清理收缴工作力度不到位，致使久收不绝，屡禁不止，始终无法清除隐患。
三
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法律的手段对农村治安实行综合治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一)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引导农民发掘致富门路。
治乱先治穷，扶贫先扶智，要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社会治安形势，还有赖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近些年，县委、县府为了改变我县贫穷落后的面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逐步进入小康但是，由于我县客观因素制约一下子解决根本问题决非易事。而且仅有现金和物资上的资助与扶持是不够的，只能是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技术和智力上扶持：一是普及中小学教育，降低学生各种杂费让更多的学生走进课堂；二是进行技术推广，让更多的科技人员走进农村，进行实地技术指导，提高农民的种植和栽培技术，以期获得更大的丰收；三是实实在在地发展特色经济，城口农民已没有精力和能力进行无休止见效慢、时间长的等待，应着力发展短、平、快的扶贫项目，不仅是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的粗加工，应着眼于更有广阔前景的中药材和矿产资源精加工的开发和利用只有通过发展和壮大农村经济，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定因素，才能有效地解决困扰基层组织的活动经费和工资报酬问题，从而逐步深化基层基础工作，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为惩治犯罪提供比较充裕的物资保证。
(二）当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否坚强有力，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治安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整顿、充实、调整村级组织，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关键。特别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城口县的中心任务是确保生态平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更应把农民的阻挠、干涉情绪，甚至“挖东墙，补西墙”的错误作法，予以坚决纠正。农村基层组织要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下决心提高基层干部正确执行政策、正确调解纠纷和化解矛盾、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坚决反对不顾大局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整顿和健全治保联防等群众自治组织，严格规范乡镇治安室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做到组织、人员、任务三落实。责、权、利挂钩兑现。把‘安全文明小区”建设抓扎实，按创建规划、制度、措施逐一落实，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并组织检查验收，落实责任制，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形成基层防范工作的铜墙铁璧。
(三)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齐抓共管，切实把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一是认真贯彻‘两手抓”、 “两手硬”和“严打”方针，狠狠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丑。尤其严惩称霸一方、横行乡里的流氓恶势力和宗族恶势力，坚决取缔非法组织门徒会。对杀人、爆炸等暴力犯罪案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及时消除影响，增强群众安全感。对盗窃等侵财案件予以严惩，坚决制止影响农村稳定的案件，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是大力开展专项整治，由当地党委、政府统一组织力量，继续开展“收枪治爆”、 “反盗禁赌”、 “除六害”、 ‘整顿交通秩序” “惩治邪教”等专项斗争，以打开路，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弘扬法制，震慑犯罪。同时，结合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把工作立足点放在治本上，跟上各项治理措施，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堵塞漏洞，以巩固整顿成果，达到治安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