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民主选举

李克垣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定。近几年来，我街道各个社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了贡献。2003年底，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我街道各个居民委员会进行了实质意义上的换届选举，使居民委员会真正成为法律规定的自治组织。与此同时，还成立与每个居民委员会相对应的社区事务所，这样，在一个居民区就形成党支部、居委会、事务所三个机构并存的局面，这就使我们的社区人民调解工作面临新的局面，也给人民调解工作提出新的挑战。随着上一届居委会使命的完成，原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自然终止了，但由于新的居委会与事务所的双重架构以及目前社区自治运转的不成熟，新的调解委员会迟迟难以产生。在新形势下，如何合法地有效地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既能促进社区群众自治，又能有效的开展好人民调解工作，是面临的新课题。我们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社区工作的实际情况，设想通过一定程序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对人民调解员进行法律法规、调解技巧的培训，以实现人民调解工作在社区的正常有效地运作，打开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一、新形势下建立人民调解组织面临的双重困境
虽然《宪法》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都规定了居民委员会应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能，但换届选举后人民调解组织的成立面临着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困境，迟迟不能成立，人民调解工作也不能有效开展。新一届居民委员会成立后，由于各项配套制度还没有相应地配套，所以居委会的办公场地、办公经费、工作机制均没有落实；由于社区发育不成熟、居民自治意识比较淡薄以及当选的委员在社区没有利益相关 ，所以新当选的居委会委员是否开展工作以及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开展工作是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奉献精神的大小，所以这就不能保证法律规定的居委会需要办理的各项事务的落实。这也导致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无法建立，人民调解工作的无法开展。这是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居委会换届后，我区建立了与居委会对应的社区事务所，事务所内也设了负责调解工作的干部，但是这并不是人民调解委会员组织，也不能代替人民调解委员会，因为社区事务所与人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不同，“社区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受政府聘用” ，明显具有政府公职性质；而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 。事务所调解干部可以承担有关调解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但并不适合以人民调解委会员的名义主持调解、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因为事务所调解干部既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也不是受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调解员。这是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理论困境。如果不破解这双重困境，历经几十年发展完善的、被西方国家喻为“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有可能在社区逐步萎缩，甚至消亡，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二、破解难题，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
如何突破困境寻求人民调解工作的出路？面对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潮，不可能退回原路。发展所产生的问题需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所产生的困境仍需通过改革来破解。解决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面对困境，仍需从法律入手，结合现实情况，通过继续深化社区政治文明建设、拓展群众自治的领域来解决，也就是贯彻《人民调解委会员组织条例》 ，在社区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把事务所调解干部选入调委会或者由调委会进行聘任 。这样，一方面保持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做到了调解工作的主体合法，使事务所调解干部名正言顺地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由事务所调解干部作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承担调解的事务性工作，解决了自治组织没有拿薪的日常工作人员的问题，避免了自治组织的虚化，保证调解工作的日常运转。
三、人民调解委会选举的程序和操作步骤
虽然法规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但选举形式、选举方式、选举程序等细节问题都没有规定。参观其他形式的选举（主要是居民委员会的选举），结合社区实际，不难设计出调委会选举工作的程序。其中最重要的选举产生方式问题，调委会的产生可以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居民委员会选举产生。由于居民委员会是由居民或居民代表选举出来的，所以应该能够代表本居民区居民意见，其选举产生的调委会可以具有合法性。这是一个程序最简单的选举办法，操作起来最省力，但选举的基础最薄弱。
（二）由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在原来居委会换届选举中基本上是采取的这种形式，可以由选举居民委会员的原代表选举产生调委会。这样节省了选民登记、产生代表等选举的前期程序，减少了工作量，操作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也具备了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三）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即直选）。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调委会。这种选举方式代表的民意基础最为广泛，但操作起来也最复杂、工作量也最大。
我们设想以第二种选举方式为主，在少数条件比较成熟的社区实行第三种直选方式，在少数条件比较差的小区实行第一种方式。
关于调委会组成，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 ，由7-9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主任、副主任均实行等额选举，委员实现差额选举。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产生，我们设想由一名居委会成员作为主任候选人，事务所调解干部作为副主任候选人，委员由居委会每个块或大的社区单位推选一名。
在选举工作的操作步骤上，我们设想先选2-3个社区进行试点，积累出经验后再在全街道推开。
四、对人民调解员开展培训，提高调解工作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的规定，街道司法科负责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导工作。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要加强调委会的规范化建设，如制作调解委标志牌、印章、格式文书等；另一方面加强对调解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对于新当选调委会主任、副主任，由街道司法科组织开展常用法律法规、调解工作技巧、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业务培训，然后由调委会主任、副主任对其本调委会的委员、调解员进行培训。

文献资料:
1.《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第三条规定：“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三）调解民间纠纷……”
新一届居委会委员没有薪水或津贴即是明证之一，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利益相关，居委会决策开展的事务影响不到居民（包括居委会委员）的利益是主要原因。
3.见上海市静安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社区建设知识问答（一）》，第18页。
4.《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5.《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
6.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人民调解员是经群众选举或者接受聘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领导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7.《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康均心 博士生 尹 露


社会大众对于犯罪人的歧视和排斥是当前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在我国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必然离不开对人道和宽容文化理念的培育。任何一种制度在建立之初都必然会引起争议，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也不例外。随着国际社会以及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犯罪人人权保障的日益深入，建立完备的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我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


作为衡量罪犯再次犯罪时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标准之一，前科的存在不仅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理念，也实现了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但前科长时间乃至终生存续，无疑给有前科的人永久贴上了罪犯的标签，在导致其相关法律权利和资格丧失的同时，也招致了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前科消灭的实体内涵，即对什么样的人可以适用前科消灭，以及经过多久可以消灭。笔者对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消灭前科应具备的条件


1.罪质条件。对前科消灭的罪质条件不加限制是平等原则的体现。但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有四类犯罪比较特殊。刑法第六十六条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和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表明，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这四类犯罪所采取的态度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由于其社会危害性远超过一般的刑事犯罪，刑法对犯该类犯罪的行为人再犯的处罚要重于一般的刑事犯罪。除了上述四类犯罪以外，严重暴力犯罪的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也大于一般的犯罪人，社会民众对此类犯罪人的内心恐惧极大。我国前科消灭制度构建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对犯罪人进行前科消灭本是出于保障人权，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预防犯罪人因前科带来歧视和不平等而再次犯罪，节约司法资源。但是倘若过分关注所谓的绝对平等而不考虑罪与罪之间社会危害性的差异，更有可能导致大众的恐慌和抵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之中，对于此五类社会危害性极大、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人的前科不能消灭。从前科消灭的角度出发，应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特殊累犯，严格将前罪和后罪的罪质限定在一个犯罪类型之中。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之中前罪与后罪的罪质也应严格限制在毒品犯罪的范围之内。对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人的认定，可以参考刑法第八十一条关于不得假释的行为人的规定，将其限定为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2.时间条件。所谓时间条件，是指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被赦免以后可以消灭前科必须历经的期间。笔者认为，我国前科存续期间的确立可以根据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对前科存续期限做分段式的设计：对单独宣告有罪以及单处罚金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6个月；对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缓刑考验期届满，以及对判处管制、拘役以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1年；对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5年。对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之后减为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10年。经过上述期间后，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如果判决中同时存在多种刑罚的，以最重的刑罚或者最高的刑期为标准计算前科存续期间。刑罚执行完毕应指包括附加刑在内的刑罚全部执行完毕。行为人在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被假释或者因监外执行等原因被免除执行一部分刑期的，前科应从刑罚被免除执行之日起计算。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内又犯新罪的，前科的存续期间应从新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重新计算。


3.刑度条件。所谓前科消灭的刑度条件，即构成前科的前罪依法被判处刑罚的轻重与刑期的长短是否应作为影响其前科存续期间的因素。笔者认为，前科消灭重视的是行为人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后是否已经真正改过自新，对后罪加重处罚的依据在于前罪刑罚适用量上存在不足，而这一事实是通过后罪的发生表现出来的，与前罪的刑罚轻重与刑期长短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对前科消灭的刑度条件不应有所限制。


4.悔改条件。我国前科消灭制度中的悔改条件宜做如下设置：如果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表现良好，确有悔改表现，前科存续期间届满时前科按时消灭。如果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故意犯罪的，前科计算期间中断，后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前罪前科重新起算，与后罪的前科相加，延长前科存续期间。如果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过失犯罪或者从事一般违法行为的，前科存续期间届满由法院对是否消灭其前科予以裁决。


5.未成年人前科的特殊消灭。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前科消灭制度应将其与成年人的前科消灭有所区分。我国刑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正是这种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态度的体现。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条件设计宜宽于成年人。基于此，可统一规定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1年，前科存续；经过1年之后，未成年人的前科即自动消灭，不做罪质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如果未成年人在前科存续期间故意再犯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八种罪的，则前科计算期间中断，后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前罪前科重新起算，与后罪的前科相加，延长前科存续期间。


二、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建构


1.前科消灭的立法模式。考虑到我国刑法总则第一百条规定了前科报告义务，立法上可以在刑法总则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之后增设一章“前科消灭”，规定前科消灭的条件、方式和对象，并将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义务包括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一百条只规定了规范性条款，而欠缺惩罚性条款。虽然规定了有前科者的前科报告义务，但并未对违背该义务的刑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在立法之中应加以完善。作为前科消灭法律后果的犯罪记录封存、查询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的立法建构一方面可以使前科消灭制度与其他现存的刑罚制度相协调，另一方面也便于司法实践中具体的操作。


2.犯罪记录处理。前科消灭之后直接面临犯罪记录的处理。对犯罪记录的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封存犯罪记录，没有法律明确授权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单位对行为人的犯罪记录进行查阅。另外一种是注销犯罪记录，即将行为人的犯罪、刑罚记录一并取消，此后行为人在法律上也就视同为没有犯过罪的人。前科消灭制度中所消灭的只是行为人的犯罪记录而不可能是犯罪事实，因而前科消灭所抹消的也只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2012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结合我国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了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我国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里程碑。从前科消灭的宗旨出发，注销犯罪记录是最为彻底的方式。封存犯罪记录，意味着犯罪记录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被查阅的可能，法律要对有权查阅犯罪记录的机关和情形作出非常明确的限制才能防止前科消灭流于形式。


现有立法对于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规定只是我国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一个开始，注销犯罪记录才是彻底消灭前科的必然选择。基于此，对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之中的犯罪记录处理，可根据犯罪人罪行的轻重、刑期的长度、人身危险性和悔改表现予以区分，做如下设计：对于法定自然消灭前科的犯罪分子和未成年的犯罪人，在前科存续期间届满之日起，司法机关应注销其犯罪记录。对于法定依申请才能消灭前科的犯罪分子，前科存续期间届满之日起由申请人向司法机关提出撤销申请，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作出保留或者消灭前科的决定。对于此类犯罪人的前科，司法机关在作出消灭前科的裁决时，应同时决定注销其犯罪记录。司法机关应建立统一的犯罪记录数据库，将封存的犯罪记录和尚未消灭的犯罪记录进行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对于违反规定查询、散布行为人犯罪记录的，应当允许行为人提起侵权之诉。


三、前科消灭的方式设计


1.自然消灭。自然消灭是前科消灭的基本方式，指有前科的人在经过法定的前科存续期间后，满足法定条件，在前科存续期间届满之日起前科即自动消灭，无需法院作出裁决。此种消灭方式免去了法院的裁决步骤，节约了司法资源，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应主要采取这种消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