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三十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回顾与前瞻

游 伟 李长坤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三十年。本文从贿赂犯罪类型、主体范围、立法技术及立法观念等方面探讨了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三十年的演进理路，同时，为更好地廓清这一发展脉络，作者还回顾了贿赂犯罪立法演进中的相关重大案件及其理论纷争。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展望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改革三十年 法治 反腐败 贿赂犯罪 刑事立法

一、过去与现在：贿赂犯罪三十年立法演进
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正式公布，当时刑法典对贿赂犯罪仅规定了一个条文。1979年刑法典颁行后的三十年，是我国全力推进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与经济体制的转变，贿赂案件的发案数由少到多、涉案金额由小到大、贿赂形式由简到繁、损害程度由轻到重。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惩治贿赂犯罪的需要，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一)贿赂犯罪类型形式多样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一切经济交往活动都具有“公”的性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因而当时的贿赂行为主要也发生在公务部门行使公务活动过程中,体现在刑事立法中，我国刑法规范的重点主要针对公务贿赂犯罪。1979年刑法典设置的一个惩治贿赂犯罪条文，涉及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罪三个罪名，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对收受“回扣”和“手续费”等形式的经济受贿行为做出特别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向当代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转变，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贿赂犯罪由单一的公权力领域向商业领域等私权力领域转变，单一的公务贿赂逐步发展为多元的公务贿赂、商业贿赂、行业贿赂并存状态。特别是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发生在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形成日益突出的问题。对此，我国立法也适应这种贿赂形式的变化，由单纯规定公务贿赂向规定公务贿赂、商业贿赂等方向转变，形成了日趋完善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同时也将相对应的给予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规定为行贿。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第一次关于商业贿赂犯罪实质内容的规定。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将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随后最高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则将上述行为解释命名为“商业受贿罪”。 1997年刑法典除延续上述规定外，又增加了公司、企业人员经济受贿、单位经济受贿及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规定，从而使贿赂犯罪的类型更趋多样化，不仅包括公务领域，还涉及到经济领域和特定行业管理与服务领域。
(二)贿赂犯罪主体走向多元
1979年刑法典中贿赂犯罪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利益主体开始分化并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一些可能实施贿赂行为的新的主体开始陆续走到了社会活动的前台，立法为此亦在不断的适应和调整，犯罪主体也日益扩大着自身的范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单纯的个人犯罪扩展到单位犯罪。1979年刑法典并未规定现代意义上的单位犯罪。 因为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单位尚不存在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不存在需要用“两罚制”予以惩治的单位犯罪。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单位参与到经济生活中来，单位或法人行贿、受贿的案件日益增多，形成了自然人、单位单独或者共同犯罪的复杂局面。在单位犯罪中，既有国有单位，又有集体单位与私营企业；既有国内法人单位，又有国外法人组织。因此，贿赂犯罪涉及到形形色色的法人与单位。为了及时应对这一变化，我国刑法逐步将单位贿赂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1985年7月，“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对于单位受贿、行贿的问题做出相应解释，从实质意义上确定了单位受贿、行贿行为，但这一司法解释出现在立法尚未对单位犯罪主体作为明确确认时，被一些学者认为有僭越立法权之嫌。 第二步是1988年1月的《补充规定》，它在对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做出更为全面完善表述的同时，首次正式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纳入贿赂犯罪的刑法体系之中。在当时刑法学界反对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学术声浪颇高的情况下，立法毅然在《海关法》基础将单位贿赂犯罪纳入我国刑法，体现了立法应对司法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迫切需要。第三步是在1997年刑法典中又增加了对单位行贿罪的规定。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事立法在对单位受贿行为的规制中，坚持只处理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
二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扩展到非国家工作人员。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受贿犯罪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在1988年1月《补充决定》所规定的受贿罪主体中，将国家工作人员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列，显然，受贿罪的主体已不限于原本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1995年的《决定》根据主体的不同，将受贿犯罪分解为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罪，规定了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或职工构成商业受贿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典除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作出明确限定外，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规定。但是，该刑法典对受贿犯罪的主体规定仍然存在盲区，对于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贿赂行为刑法无法调整，导致司法者在面对诸如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裁判吹“黑哨”等行为时束手无策。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弥补了这一欠缺，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展到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的人员。显然，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将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均囊括在内，基本扫除了受贿犯罪主体中的盲区。
（三）贿赂犯罪立法技术日益成熟
三十年来，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技术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并呈现出日趋成熟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趋于成熟。1979年刑法典将贿赂犯罪规定在第8章渎职罪中，涉及刑法条文仅有一条；1982年《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8年的《补充规定》和1995年的《规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对贿赂犯罪作了相应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补充规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结合并编为刑法典的一章“贪污贿赂罪”，并将《规定》中的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1997年刑法典将贪污贿赂罪单独成章的规定，这在我国刑事立法例中具有创新意义。 2006年，我国再次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中“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及公司、企业人员经济受贿是否需要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从上述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的演进情况看，包括在刑法典中以专章加以规定及采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修改等形式，均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模式及技术的成熟。
二是贿赂犯罪的罪状建构更趋明确。在立法过程中，运用罪状对犯罪行为进行描述是重点对其进行定性还是兼顾定量因素，各国刑法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即定性模式和定量模式。 1979年刑法典对贿赂犯罪采用了定性模式，但自1988年《补充规定》开始，我国贿赂犯罪的罪名大量采用了定量的罪状建构模式，即将数额及数量按照大小、多少区分为多个彼此衔接的幅度，再相应的规定轻重不同的刑罚，从而形成幅度相对而言较小，数额、数量的大小与法定刑的轻重相互对应的罪刑等级系列”， 增强了刑法的具体性与明确性，以防止司法擅断。当然，这种罪状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罪刑法定主义张扬过度之嫌，在法律的司法运用中也反映出一定的弊端，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三是贿赂犯罪的罪名安排更趋缜密。我国1979年刑法典仅包含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个罪名，颇为粗略。从《补充规定》、《规定》直至1997年刑法典，贿赂犯罪的罪名更趋严密。首先，基于犯罪客体的不同立法对私营部门的贿赂罪与公务部门的贿赂罪予以分立，将贿赂罪的犯罪主体区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被规定在破坏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罪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单位有关的贿赂犯罪，被纳入到刑法分则贪污贿赂罪专章。然后，立法者再根据贿赂罪的主体或对象是单位还是自然人的不同，将它们进一步划分为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以及对单位行贿罪。从而使其罪名体系更为完善和周全。
（四）贿赂犯罪立法观念趋于理性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行为相对高发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如何设定贿赂行为的犯罪圈，无疑是对刑事立法者智慧的考验。三十年来，在党纪、政纪处分的配合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坚持逐步扩大又谦抑谨慎的态度。如前所述，随着我国社会初步实现从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向当代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的转变，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体现了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与我国社会结构三元发展变化的协调与一致。同时，对于贿赂内容是否应当包括非物质性利益、被动型受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行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主观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求、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如何设定等问题，虽然理论界常有扩大犯罪圈的呼声，而且相关国际条约以及各主要国家的立法中也有相应规定，但我国立法者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为所谓“与国际接轨”而贸然修改刑法，将我国贿赂犯罪设定在一个相对收缩的范围之内。
鉴于目前贿赂行为的总体态势与司法状况，我们认为，上述有所扩大但又有所限缩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正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所做的一种选择。刑法并不是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不顾实际情况，轻易扩大贿赂的内容，将诸内涵十分丰富的所谓“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均予入罪，或者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与行贿罪中的相应要件限制，或者盲目降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则由此造成的结果极有可能与我们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贿赂行为立即大量犯罪化的结果，可能就是实践中越来越大的“犯罪黑数”，以及更多的法律上的“死的条款”，导致刑法条文虚置，使刑法的打击力量更加软弱无力，反而助长贿赂人员的气焰和降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在目前国情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刑法的增量来显著减少贿赂行为的发生率，必须适当收缩刑法规范的范围，集中力量打击那些严重的贿赂犯罪，而将其他贿赂行为作为一般违法违纪现象，由党纪、政纪或者行政处罚手段去加以调整。

二、事件与争议：贿赂犯罪立法中的典型事例
在我国三十年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过程历史进程中，一些案件曾经引发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激烈争议，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的是非争论，有些绵延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还有一些涉及贿赂犯罪立法的理论问题，也曾引发理论界的深入讨论，其中一些意见已经被现行刑法所吸纳。可以这么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演进的过程与这些重大案件及理论的争论、探讨息息相关，回顾贿赂犯罪立法、司法过程中的这些重要事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贿赂犯罪的立法脉络、看到它的发展轨迹。
（一）韩琨案:受贿罪与取得合法报酬的界限问题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计划经济体制仍占统治地位，当时对居间交易、介绍信息收费、业余兼职提供技术服务取酬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行为，常常被以行贿、受贿行为予以打击。这种错将从事合法劳动获得合理报酬的行为当作贿赂犯罪处理予以做法，大大挫伤了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其中一些案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最终被无罪释放。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韩琨涉嫌受贿无罪案。
韩琨系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1979年他受家乡奉县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的请求，担任了该厂技术顾问。后韩帮助该厂研制成功新产品橡胶密封圈，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81年，钱桥公社党委开会讨论，认为橡胶厂取得的效益与韩琨等人的辛苦劳动是分不开的，决定以奖金的方式发给有贡献的人员3300元，韩分得1200元；同时还决定将韩的妻子吸收到橡胶厂工作，后韩妻实际上未到该厂工作，韩连同其妻的“挂名工资”共得3000余元。此事不久即被韩琨单位发现，领导认为他涉嫌犯罪，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控告，后被以受贿罪起诉。该案被曝光后，犹如一把盐撒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热锅，引起了包括政法、科技、农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波及全国。当时主张有罪与有功的双方互不相让，针锋相对。加之当时全国不少地区均存在类似案件，韩琨案引发的风波，其波及面之广，影响面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 最后该案在中央高层“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批示下才逐渐平息，由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韩琨涉嫌受贿罪的起诉。
通过韩琨案的大讨论，理论与实务界达成共识：科技人员在做本职之外，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有益于社会生产的劳动和服务，取得适当的报酬，不能作为犯罪认定。 当然，对那些以“工资”、“劳务费”、“辛苦费”名义收受财物，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如果符合受贿罪其他要件的，仍然应当以受贿罪论处。在 1985年7月“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对类似的收取劳务费、介绍费、回扣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为他人推销产品、购买物资、联系业务，以酬谢费、手续费、提成、回扣等各种名义收受财物的，不应认定受贿罪。从而解决了曾经颇具争议的对这类行为是否需要动用刑事手段作为犯罪处罚的法律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智力成果、创新技术向乡镇企业和社会的转移，并进一步促成了科技人才的市场化流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龚建平“黑哨”案：贿赂犯罪主体认定之争
龚建平“黑哨”案系我国司法介入足球赛事腐败行为的“第一案”，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都受到法学界、体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持续关注。该案被告人龚建平是国际级足球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在2000年至2001年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A、甲B主裁判期间，利用主裁判的职务，受贿9次，合计人民币37万元，并为相关球队或俱乐部谋取利益，在国家监察部介入调查的基础上，最终由公安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对“黑哨”裁判的此类权钱交易行为能否使用刑法予以处罚，以及如果构成犯罪又该怎样治罪，社会公众与法学理论界见仁见智，观点不一。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足协聘任或者聘请的裁判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则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亦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那么无法追究“黑哨”行为的刑事责任。正当各方争议不休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2月发出《通知》要求依法严肃处理“黑哨”腐败问题，并明确指出，根据目前我国足球行业管理体制现状和体育法等有关规定，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诉；同年12月，检察机关即以企业人员受贿罪提起公诉。2003年1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龚建平系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判决后，龚建平提出上诉，2003年3月，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此案虽然早已盖棺定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仍然耐人寻味。该案所引发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及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主体规定的不周延等问题，在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中亦未完全平息。由于1997刑法典并未直接明确地将类似“黑哨”裁判之类的人员纳入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范围，对龚建平一案直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和认识差异。而审判机关对该案的最终处理，实际上是一次“软着陆”，是司法者发挥司法能动主义、回应社会需求的体现，相关的判决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确实值得探讨。 其实，“黑哨”裁判事件处理中所显现的司法尴尬，缘于1997年刑法典对贿赂类犯罪主体规定的不周延性，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6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于是，上述问题才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解决。
（三）“廉政账户”制度：收受财物后退还或上交的性质界定
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后予以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如何界定性质，一直是受贿罪认定中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前者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个案被查处之前，将贿赂财物退还给原来的行贿单位或者个人；而后者，则大多表现为行为人将贿赂财物上交给有关组织或者各级党的纪委在相关银行设立的“廉政账户”。 2000年1月，在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等多名官员因腐败案被查处后，宁波市纪委在全国较早设立了廉政账户581(谐音“我不要”)。党员干部对于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礼金，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上缴至该账户。缴款人在填写“现金缴款单”时，可以不署明本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名称。缴款后由银行提供专用账户的“缴款回执”。凡持有该账户“缴款回执”的，可视作主动拒礼、拒贿。宁波廉政账户出台后，迅速在浙江全省得以推广，江苏、山东、福建、安徽、黑龙江等地也竟相效仿，有的地方还做了一些改进。廉政账户作为反腐败新举措推出之后，一直面临着合法性质疑与合理性争议。成立之初，赞赏者居多，但随着廉政账户在实践中的逐渐推广，又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在这一背景下，福建省纪委在2002年5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全部无条件撤销已经设立的廉政账户，后其他各省市的廉政账户制度亦相继消亡。但在2006年开始的反商业贿赂斗争中，颇具争议的廉政账户又“悄悄”地把阵地转向了商业贿赂领域，成了一些省市悬在医卫领域惩治商业贿赂行为的一把“利剑”
应当说，廉政账户制度本身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践中该制度的设计与刑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对刑事法治的冲击极大。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廉政账户所引发的“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的争议一直延续下来。对此，“两高”在2007年7月《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区分两种情形做出了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我们认为，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对于前者之所以不认定受贿，是因为难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受贿故意；而后者从法律上讲受贿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行为人主观上也没有悔罪的态度，于法于理均应依照受贿犯罪定罪处罚。
（四）“性贿赂”之争：贿赂内容的界定与选择
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腐败形式中，涉及权色交易的“性贿赂”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刑法学界就针对性贿赂是否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进行过讨论。1997年修订刑法时，个别学者再度呼吁将性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立法者考虑到此种行为入罪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冲突较大，也与贿赂犯罪立法的整体设计不相一致，司法操作层面上难度较高，故未加以采纳。由于“性贿赂”的危害巨大，且近几年又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法学界呼吁对性贿赂进行刑法制裁的呼声有日趋强烈之势，并引发了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亦曾两次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0年3月，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设立“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3月，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非财物贿赂罪”的议案……综观近年来有关权色交易问题的讨论，对于权色交易在危害后果上与权钱交易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的判断大家并无争议，但对于此类行为是否需要纳入刑法规制，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而基于我国刑事政策和贿赂犯罪整体“计赃论罪”的立法架构，立法者对贿赂内容能否包括性行为等非物质性利益始终持谨慎与否定的态度。
实际上，从已发生的若干起具体案例情况看，性贿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付费型的间接性贿赂，即出钱请第三者，通常是卖淫人员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出钱者获取利益；或者受贿人包养“情人”的花费均由行贿方负担；有的是直接性贿赂，即行为人自己直接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获取利益；有的是间接性贿赂，即与第三者共谋，由第三者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获取利益。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情况与受贿人收受金钱后，自己去嫖娼或者包养“情人”并无二致，是权钱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应该认定构成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司法实践中也已出现了将嫖娼资费计入受贿数额的判例。 对于后两种情况，依照目前刑法显然无法加以规制，只能按党纪、政纪处理。所以，人们更关注的是从应然角度探讨后两种情形入罪处罚的可能性。
此外，在我国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些典型的案件事例值得回味，囿于篇幅所限，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陈晓受贿案 。该案引发有关“事后受财”是否构成受贿罪的争议，即事后受贿是否必须以事先约定为条件。这一问题曾在当年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该案先是被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事后收受财物行为，因没有事先约定而不构成受贿罪。案件在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做出了构成受贿罪的判决。针对事后受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做出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我们认为，事后受贿行为实际包括四种行为：一是事先有约定的事后受贿；二是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三是事前有约定的职后受贿；四是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贿。最告人民法院的《解答》实际上只回答了后两种行为的处理，对前两种在行为人离职前收受贿赂的行为并未作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事先无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受贿仍有较大争议。

三、借鉴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贿赂犯罪立法趋向
回顾贿赂犯罪立法的前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贿赂犯罪立法与我国已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一些国家、地区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刑事立法相比，仍然存在立法技术较为粗糙、贿赂形态尚有缺位、司法操作存在不便、个别类型贿赂犯罪难以得到有效惩处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有必要以自身国情为基础，多视角、全方位地检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不断吸收国外成功经验，遵循国际间共有的刑事法共同准则，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可以预见，我国反腐败立法中涉及惩治贿赂犯罪的法网将更加严密，制裁防线也将逐步提前，对行贿、受贿的处理将更趋平衡，刑罚设置与立法方法也将更为科学合理。
（一）改变严而不密的立法设置，适度扩大贿赂行为犯罪圈
一是逐步摒弃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物质利益”观念，将贿赂对象向某些非物质利益延伸。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能以金钱估算的其他利益均不能认定为贿赂范围。而《公约》则将贿赂的对象明确表述为“不正当好处（利益）”，其他相关的地区性或者国际公约对贿赂对象的表述均与此一致。 从世界各国、地区的立法来看，除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少数国家的刑法规定贿赂仅限于“财产上的利益”外，其他多数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法均规定，能满足人的欲望或者需要的一切利益，都是贿赂。如前所述，基于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目前我国将索取或者收受他人非物质性利益的行为均纳入党纪或者政纪处分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也可达到集中惩罚与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从完善和发展民主政治出发，我们需要承担《公约》赋予的国际义务,必须通过立法修订，将贿赂的内容从单纯的财物逐步扩大至其他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
二是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种类。《公约》将贿赂分为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及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多种类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企业进入国门并日益扩大着范围，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国公司企业走向国际。我们不仅应当禁止外国公司企业向中国公职人员行贿的行为，也要禁止我国的公司企业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行为。这不仅是对等原则的要求，也是司法主权的体现。因此，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按照该《公约》的要求，在刑法中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这也是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与国际接轨，获得国际社会正面认同的必要立法步骤。
（二）改变防线滞后的欠缺，适当前置贿赂犯罪构成条件
在《公约》规定的需要处罚的贿赂犯罪中，行为人并不已经得到了实际利益，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的利益，均属于犯罪的范围。我国刑事立法中,未将要求或者期约收受贿赂行为犯罪化，刑法的介入相对滞后。我国现行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从字面上理解，“受贿所得”的表述显然是指已经取得财物的形态，受贿罪的成立必须是实际收受，而不能包括要求、约定两个阶段。但事实上，受贿、行贿的过程均表现为要求、期约、收受三个阶段。“要求”系受贿者请求给予贿赂的意思表示；“期约”则是受贿者与行贿者双方意思合致将来交付贿赂的约定；“收受”则指受贿者已经从行贿者那里取得了贿赂财物或者对其行使了处分权。正如台湾刑法学者蔡墩铭所言：“在行为之阶段上必须先有要求、然后达成期约、最后进而收受，惟并不要求此三个行为阶段皆须经过，有一于此，受贿者之犯罪即告成立。再者，三个行为阶段逐一实施，但亦不成立三罪，依吸收犯之法理，后行为吸收前行为，故只成立收受贿赂罪，而不论其他。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道路运输秩序，保障经营者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建立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竞争的道路运输市场，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城乡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运输是指城乡道路旅客运输、货物运输、汽车（含摩托车，下同）维修、汽车驾驶培训、搬运装卸、运输服务等。但属城市公用事业的公共汽车、电车运输除外。
道路运输分为营业性运输和非营业性运输。营业性运输是指为社会提供运输、劳务、培训，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道路运输；非营业性运输是指为本单位、本人生产、生活服务以及其他不发生费用结算的道路运输。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道路运输业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履行具体管理职责。
工商、公安、税务、财政、物价、农机等部门应按照各自的法定职责，协助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对道路运输发展实行宏观调控。

第二章　开业和停业
第六条　申请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与其经营种类、范围相适应的设备、设施、资金和专业人员等经济技术条件，并向当地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交开业申请书。
经济技术条件的具体标准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布。
第七条　受理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在20日内向申请人作出审查答复，对符合条件的，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凭证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和法定保险手续后，方准营业。
申请经营过境营业性道路运输或外商在本省以合资、合作等形式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由县（市、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逐级报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临时（不满3个月）从事营业性道路客货运输，由经营所在地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办理临时营运、工商登记手续后方可经营，并应依章缴纳税费。
第九条　经批准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缴纳各种规费。
第十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合并、分立、变更及停（歇）业的，应在30日以前报原审批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并到原登记的工商、税务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道路运输经营者歇业的时间不得超过1年。
第十一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接受经营资格年度审验。

第三章　运输车辆
第十二条　运输车辆应按规定领取号牌。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车辆，应建立车辆经济、技术档案，并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证，使用统一行车路单。
道路运输证实行一车一证，随车携带。
第十三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的车辆应挂放营运标志牌。从事营业性道路旅客运输的车辆应挂放客运线路标志牌，并在明显位置张贴票价表和投诉电话号码。
第十四条　从事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国家颁发的技术规范使用和维护车辆，并按规定到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接受综合性能检测。
车辆转户或报废，应按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报废车辆从事道路运输。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抢险、救灾等紧急运输任务时，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安排运输车辆，车辆所属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并按期完成任务。对因执行紧急道路运输任务而受到经济损失的车主，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偿。

第四章　旅客运输
第十六条　道路旅客运输包括班车客运、定线客运、旅游客运和包车客运。
第十七条　营业性道路旅客运输线路、班次、站点及经营区域实行省、地（市）、县（市）分级管理。申请经营的线路、站点、班次及营运方式一经批准，应及时组织开班，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将营运线路以任何方式随车转卖。
第十八条　本省经营者申请经营跨地区、设区的市或跨省旅客运输的，应向所在地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报，由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外省经营者申请进入本省从事旅客运输的，由该省与本省的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协商审定。
第十九条　客运班车必须进入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汽车站（场）载客，按公布的时间发车，不得随意变更线路、班次和停靠站点。非定班的线路客车应当在始发站按顺序载客发车，并服从站务人员管理。
第二十条　道路旅客运输的经营者及司乘人员必须按省规定的运价收费，并给予购票者票据，不得乱加价、乱收费，不得无故绕道行驶和兜圈拉客。除车辆无法继续行驶外，不得中途更换车辆或将旅客交他人运送，确需要更换车辆或交他人运送的，不得重复收费。
第二十一条　客运经营者由于本身的责任造成旅客漏乘、误乘的，应按旅客要求退还票款或安排改乘；造成旅客人身伤害或行李丢失、损坏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旅客乘车必须购票，遵守乘车秩序，讲究文明卫生，不得携带危险物品及其他禁带物品乘车。旅客由于自身的过错，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损坏车辆设施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严禁使用拖拉机和货运车辆从事旅客运输。

第五章　货物运输
第二十三条　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按核定的经营范围营运。承运货物时应当使用与运输货物种类相适应的车辆、设备和标志牌。
第二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负责组织协调好车站、货场的集疏货物和大宗、重点物资的运输。
第二十五条　承托双方应签订运输合同。由于承运人或者托运人的责任给对方或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在道路货物运输中发生纠纷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二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定的限运和凭证运输的物资，必须办理相应的准运手续方准运输。危险货物、大型物件运输的车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特种货物运输的规定，并装置特种运输标志，方可投入运输。
第二十七条　省内零担货运班车实行定线、定点、定期运行，其线路、站点、班期由起讫地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申请经营跨省零担货物运输，应向所在地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

第六章　汽车维修和检测
第二十八条　汽车维修包括汽车的大修、总成大修、维护和专项修理。
第二十九条　维修业户的分类和经营范围，由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有关规定分级核定。维修业户应按核定的经营范围挂牌经营，不得越类承修。
第三十条　维修业实行公平竞争原则，车主可自行选择维修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垄断维修业务或指定定点维修单位。严禁维修业户采取给回扣、串通送修人员虚报修理项目和修理费用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
维修业户不得承修无公安机关车辆肇事处理证明的肇事车辆。
第三十一条　维修业户从事汽车大修、总成大修和汽车二级维护，应与车主签订维修合同，车辆修理竣工后应签发出厂合格证。
车辆维修实行质量保证期制度。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而发生故障的车辆，原承修者应无偿返修；造成直接损失的，原承修者应负责赔偿。
发生维修质量纠纷时，当事人可协商解决，也可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对有争议的车辆作技术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进行调解；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依法申请仲裁。
第三十二条　维修业户不得承修报废车辆，不得利用配件拼装车辆。
第三十三条　维修企业从事在用汽车改装和改造，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经济条件，并经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确认。未经确认的，不得从事汽车改装和改造作业。
维修企业受理在用汽车改装和改造业务时，须经公安机关批准后方可受理。发现可疑情况时，应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三十四条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含流动检测车，下同）是独立的、社会化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应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设立。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必须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机构人员、场地设施、安全环保、检测能力、技术质量等基本条件。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应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进行检测，保证检测结果准确，不得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第七章　汽车驾驶培训
第三十五条　汽车驾驶学校（班）、汽车驾驶员培训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管理。
第三十六条　开办汽车驾驶学校，举办面向社会的汽车驾驶培训班，必须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师资、场地、设备等条件，经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并领取汽车驾驶培训许可证后，方可进行驾驶培训。
汽车驾驶培训，应按国家或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大纲进行。
汽车驾驶培训收费标准和办法由省物价局、财政厅、交通厅制定。
第三十七条 报考汽车驾驶员的，须经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班）培训，领取驾驶培训结业证后方准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考试；经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后，方准驾驶车辆。

第八章　搬运装卸
第三十八条　凡在车站、码头、库场、厂矿等货物集疏地从事道路运输搬运装卸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核准的范围进行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操作规程，文明作业，确保搬运装卸质量和港、站、场畅通。禁止强装强卸、野蛮装卸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他人的搬运装卸作业。因操作不当
或者有意延误搬运装卸造成货损货差的，应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从事危险货物和大型等特种物件搬运装卸作业，须具备专用搬运装卸工具和防护设备；作业者须持有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特种货物搬运装卸作业证，方可上岗作业。

第九章　运输服务业
第四十条　道路运输服务业包括为道路运输服务的客货运输站（场）、客货运代理、配载、中转、联运、货物运输包装、仓储理货、堆存、运输信息咨询服务、存车等。
第四十一条　道路客货运输站（场）、停车场的建设应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由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行行业管理。
道路客货运输站（场）应具备国家规定的设施，为旅客提供购票、候车、托运行包等方面的服务，为进站客车提供配客、停车、发车等经营条件。
第四十二条　外省在本省境内设立客货运输业务代办点或驻点运输，必须经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按规定办理手续后，方可营业。
第四十三条　客运站（场）应具备符合国家规定的设施、设备条件，加强车站服务质量标准化、服务管理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管理，为客运经营者提供方便，为旅客提供安全优质服务和舒适的候车环境。
第四十四条　从事货运代理、联运服务的经营者，应作为承运责任人对货主承担民事责任，在发生货损货差需要赔偿时，应先行赔偿，然后向实际责任人追偿。
从事联合运输的企业应与相关的运输企业（或运输经营者）签订运输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职责。
第四十五条　从事配载信息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负责，因信息误差造成车辆空驶、货物延滞等经济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从事货物仓储保管的经营者提供的仓储场地及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货物性质、保管要求和有效期限对所受货物分类存放，保持货物完好无损。
第四十七条　从事货物运输包装的经营者所包装的货物应当符合运输要求，按照国家规定的货物运输包装标准进行作业。

第十章　规费和单证
第四十八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时足额缴纳道路运输管理费。征收道路运输管理费必须使用省财政厅印制的公路运输管理费专用收据，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挪作他用。
第四十九条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培训结业证、车辆维修出厂合格证、检测许可证、客货运输行车路单、客运线路标志牌由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印制和管理，按分级管理的权限核发。
客票、货票由省税务部门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统一格式，地（市）税务部门印制，由地（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发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倒卖和转让。
第五十条　从事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向当地县（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生产工具、从业人员以及经营情况等统计资料。

第十一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加强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监督检查，纠正和处理违章违法行为。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营运证件、经营范围、经营行为、价格票证、运输规费缴纳等。
第五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在经营单位、作业现场检查或按规定参加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征费稽查站检查。
第五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有统一标志，并出示道路运输检查证件。检查时应文明礼貌，依法办事，不得乱扣乱罚。

第十二章　罚　　则
第五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国务院及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五条　罚款应使用省财政厅印制的收据，罚款收入全额上缴同级财政。
第五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8年2月1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江西省公路运输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交通厅负责解释。



1996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