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效率

作者单位： 江西省吉水法院 曾建莉


（一）效率与司法效率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因此，如果工作是计时的，则在每个时间单元里完成的工作件数越多越有效率；如果是计件的，则完成每件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越有效率（2）。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提示了在时间投入和数量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把它运用于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是：在单位时间里裁判的案件越多，或者裁判每个案件所用的时间越少，表明效率越高，反之说明效率低。
不过，对效率的常识性理解尽管简明直观，却不够准确，从而容易让人起疑，从根本上说，效率确实涉及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关系，但是，投入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包括人力，物力，才力等各种费用的 投入，产出也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费用的因素以及质量的因素纳入效率思考的范围，则会出现一种复杂的图象，即时间短、数量多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效率高。实际情况可能是，时间花得虽少，费用却很大；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一塌糊涂，因而同样没有效率可言。将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引入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对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视为正效率的表现：
(1)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2)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3)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4)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司法效率的情况，是在法院既定资源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说的，是法院通过内部改革、挖潜来实现的，从中国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看，法院无疑应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只有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即使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不得不考虑司法的效率问题，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问题。
（二）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
公正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体现。“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老的名谚充分说明诉讼效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曼·罗兰曾说：“如果你有一根手指夹到法庭这个鬼机关里去了，那就连胳膊也要再见啦！赶快砍掉胳膊，不要迟疑，要是你不想整个身体都陷进去的话（3）。” 传统司法的恐怖有一半来自诉讼的久拖不决。列宁曾经这样批评司法中的官僚主义：案件的久拖不决，实质上是使貌似公正的判决变成一场骗局（4）。 诉讼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得到惩处，使争议得到解决，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必将使犯罪得到放纵、使社会发展陷于停顿，这将从根本上背离诉讼的目的。在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诉讼效率与程序繁简、审限长短、诉讼期间、审判方式、法官敬业精神等均有密切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程序可以在其他要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效率。
　　同时，公正的程序还必须符合效益原则。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具体到程序法中，效益原则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收益或效果。国家设立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调处矛盾、解决纠纷，虽非交易行为，但尽量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可以适用。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事关诉讼成本，都可能影响诉讼效益；而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公正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它们之于国计民生，地位之重要远甚金钱，这些加上通过“定分止争”带来社会资源的加速流转和最大利用、通过诉讼挽回的经济损失，构成诉讼产出，应当在诉讼中谋求最大值。公正的程序应该同时是投入少而产出高的程序。
我国目前在程序公正和效率建设上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１、公正是比效率更重要的价值。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２、相对来说，我国更欠缺程序公正的观念。
（三）培育现代司法理念，提高司法效率
1、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加强法官队伍思想政治建设
只有对法官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法官才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法院领导和全体法官要继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着力在解决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上下功夫，牢固树立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为民执法的观念，确保在审判活动中，依法正确的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公正高效地审判好每一起案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2、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
因为法官只有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在办案过程中，才能严守审限规定或在审限内有能力缩短诉讼周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公正有效地审结每一起案件。所以要大力加强法官的职业化培训，通过学历教育，岗位培训等多种方式，尽快培养一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相关学科知识丰富、司法业务纯熟、司法技能高超的专家型法官。又因法官的学历教育只是法官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一个初级阶段。一个人纵然受过良好而完整的法学教育，如果没有相当的司法实践经验，那么对于案件事实的分析、证据的判断以及双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言词的鉴别等，就不可能做到得心应手，甚至可能出现法庭被当事人或律师所把持，法官被牵着鼻子走的情形。所以，法官在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还应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要苦练基本功，掌握审判案件的技巧，提高驾驭庭审的能力。丰富自己的实践能力。只有具备了业务能力和实践能力完美结合的法官，走进司法正义提高司法效率，才不是一句空话。只有法官整体素质提高了，整个司法体制才能呈现良性循环状态。
　3、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每种职业都有它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从不同侧面影响着社会生活，其职业道德的要求和内涵也不尽相同。从渊源上追溯，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源于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中“品行良好（good behavior）”这一短语。其影响延续至今，它也是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品行良好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基础，并衍生出其他具体规范。法官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由其权利、职业、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权利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5）。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要求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可以实现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总之，为了法官职业的纯洁和尊严，为了维护法官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为了保障司法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法官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完全可以理解为职务中的良好品行）维护社会正义，赢得公众的尊敬；通过良好的个人品行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获取公众的信任，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维护法官职业的信誉，增强司法的公信力。这是法官职业对其职业道德的特殊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要求法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公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准则”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道德自律体系。法官职业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公正是审判的灵魂和生命，是审判工作全部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4、培养现代司法理念要进一步实现审判方式改革
〈1〉积极探索审判专业化分工，构建在民事审判格局后，根据完善、调整、优化、提高的原则，按涉案法律关系的不同在全院设置专业审判庭，然后在各专业审判庭内按受案类型将庭内审判资源再一次分工细化，设立专门处理某一类或某几类案件的专门合议庭，努力培养专家型法官。
〈2〉大力推行简易案件速裁方式，实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不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得因主观原因拖延办案，造成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3〉继续深化审判长选任制的成果，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继续还权于审判长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主要进行全局性审判工作的指导，原则上不再研究个案的审理，促进审判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最近一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逐步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的力度，去年７月更明确提出了建设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目标，可以说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为此，最高法院相继制定了一些颇有实际意义的举措，全国各级法院也都积极地根据各地情况予以实施。但是，由于体制和司法环境的影响，使相当一部分法官在判案时忽略法律依据或是在案件环境和背景的影响下解释适用法律。但如果每个法官都有明确坚定的职业观念，这种情况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应该使每个法官具备角色意识，明白自己是法官而不是官员，明白自己服从法律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是天职；明白自己的所有司法行为都是代表社会和国家，而不是任何政府或党派。法院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培养教育法官树立明确和坚定的职业观念。

注释：（1）参见李海涛著：《公正与效率》，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2页。
（2）张志铭主编：《用效率阐释公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25页。
（3）参见范愉：《小额诉讼无法逃避公正与效率之实现》。
（4）刘基业主编：《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页。
（5）参见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


不动产登记事项错误之救济渠道的思考

曲宇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笔者在此就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事项错误的救济渠道问题，谈些个人观点。
一、申请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是否利害关系人寻求救济的必经渠道
这里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A：是选择渠道。即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事项错误的，可以按照《物权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也可以登记机关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支撑这种观点的依据，一是《物权法》第十九条本身就使用了“可以”两字，即“可以”申请更正登记、异议登记，这种“可以”是一种法律“引导”而不是法律“限制”，利害关系人也可以选择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二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最高法的有关司法解释，登记机关的发证行为是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
B：是必经渠道。即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事项错误的，如果寻求救济，则应当按照《物权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更正登记、异议登记，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支撑这种观点的依据，一是根据《物权法》第一条“……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对物权的保护措施，应由《物权法》来规定，而《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保护措施是“申请更正登记”、“申请异议登记”和起诉；二是根据《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规定，不动产登记不是行政审批，更不是行政许可。在我国的行政机关工作职能梳理中，不动产登记归类为“行政确认”，即国家确认权利人权利的一种方式，但不登记并不意味权利人会丧失权利或否定权利人的权利。《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已是很好的注解；三是不动产登记只是其物权发生效力，受到法律保护。未经登记的物权是否发生效力，是否受法律法律保护，则要区别情况：争议双方如果一方登记，另一方未登记，保护登记一方，但登记错误的除外，否则就不需要《物权法》第十九条，也没有本文所述救济渠道之争；双方均未登记，也不能都不保护。因此登记是一种权利公示，是对抗权的公示，并不是权利的最终裁定。
笔者同意“必经渠道”说。不动产物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登记与否并不改变这种权利本身。作为“物权法定”，其救济渠道也应当是法定，即由《物权法》来规定。
从中国文字来说，“可以”是一种选择，但是一种有限或者说限制性选择，是从“可以”二字修饰的动宾结构中选择。法律条款中使用“可以”，一般是让人在“为”与“不为”之间选择。如行政处罚条款中常见的“可以并处罚款”，是作“罚款”或者“不罚款”解释，并不能有“不罚款，作其他处罚”的解释；再如“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是作60日内“申请复议”或者“不申请复议”，3个月内“起诉”或者“不起诉”解释；又如“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是作“依法转让”和“不转让”解释，并不能作“可以不依法转让”的解释。而将“可以”改为“应当”，则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如“应当并处罚款”，就必须并处罚款。但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改为“应当”不仅剥夺当事人了“不为”的权利，甚至会曲解立法意图，产生重大误解。如将前述“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改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应当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则变成“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必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必须“起诉”；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改为“土地使用权应当依法转让”，虽然表达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依法转让”的立法原意，但也会产生“土地使用权都要转让”的误解。
二、异议登记后的起诉以谁为被告
异议登记后的起诉，应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为被告，而不应该以登记机关为被告。其理由，一是行政诉讼并不解决不动产权利的归属。不动产登记作为一种权利公示，登记机关并不是不动产权利的最终裁定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异议登记后起诉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即使败诉，撤销了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权利证书，并不能就此认定原告取得了不动产权利。二是不动产权利的最终裁定者是人民法院。不动产权利的归属要依照民事法律来解决，原告要取得不动产权利，必然要依据《物权法》等民事法律，甚至通过民事诉讼方能取得。因此，行政诉讼是徒劳无功，浪费诉讼资源，浪费时间而已。
三、不动产登记机关避免不了被诉
不动产登记机关被诉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登记程序违法，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起诉或者申请行政复议；二是收到“申请更正登记”后不作为，该征询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同意而不征询，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而不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起诉或者申请行政复议；三是收到“申请异议登记”后置之不理，利害关系人有权起诉或者申请行政复议；四是因更正登记的行为被诉，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有权起诉或者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也在此呼请立法机关、最高审判机关尽快出台相应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