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的通知

湖政办发〔2009〕9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湖州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湖州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安全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适用本规定；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指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履行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
第四条 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安全生产责任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管理责任。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四）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接受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接受工会、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的民主监督。
第七条 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本单位各级、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内容和考核要求，形成包括全体从业人员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对全体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的考核。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
（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安全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的排查整改；
（四）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检测；
（五）特种作业人员和危险作业的现场管理；
（六）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
（七）安全生产责任和奖惩；
（八）安全生产台帐的管理；
（九）应急救援措施；
（十）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
（十一）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内容。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认真执行已制定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建立与之相适用的安全生产管理台帐。安全生产管理台帐应当客观、如实地反映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做到真实和完整。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绩效量化考核制度，对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与职务任免、工资报酬挂钩，形成有效的安全生产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三章 安全生产保障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按照《浙江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9号）执行。
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报经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的部门的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未按批准、核准、备案手续实施的建设项目，由颁发采矿许可证的部门的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生产、经营、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由市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查批准；由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由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查批准。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应当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对由于安全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按照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6］478号）规定的标准提取，以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第十四条 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落实有关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或者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有关规定，有效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矿山、建设施工单位，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危险性较大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五十人的，应当配备不少于两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五十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五十人的，应当配备不少于一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三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不少于两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二）参与制定并督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
（三）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制止和查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四）发现事故隐患，督促有关业务部门和人员及时整改，并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五）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推广安全生产先进技术和经验；
（六）参与本单位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测及事故预防措施的制定；
（七）参与本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审查，督促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
（八）参与组织本单位应急预案的制定及演练；
（九）协助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对事故进行统计、分析；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和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其中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专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矿山、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及危险物品废弃单位和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合格。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对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使用新设备，或者换岗、离岗六个月以上复工的从业人员，应当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建立教育培训档案，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情况。
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岗位安全操作技能；
（四）安全设备、设施、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修和保管知识；
（五）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安全生产知识；
（六）安全生产事故的防范意识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
（七）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
（八）其他需要教育培训的内容。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或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从业人员可能产生职业危害的，应当按照《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3号）的要求，采取作业场所预防、劳动过程防护、职业健康监护等措施，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健康。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应当按规定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并对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提供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第四章 安全生产管理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及其设备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检修。
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设备大修、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以及在密闭空间内作业等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作业前，负责现场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应当就作业安全要求向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发现现有工艺、设备装置存在危及生产安全因素的，应当及时改进或者更新。
第二十七条 使用的特种设备，以及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应当由取得制造许可的生产单位生产。使用前，应当依法注册登记，取得注册登记证或安全标志。使用中，应当定期申报检验，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特种设备使用需要，配足特种设备操作人员。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应当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有多个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并在协议中明确各方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的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禁止封闭、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
公众聚集的经营场所实际容纳的人员超过核定人数或者设施的承载负荷时，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采取控制进入和疏散措施。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处于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第五章 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
第三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6号）的要求，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逐级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及时治理隐患，确保生产安全。
第三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应当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专业性和综合性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制定整改计划或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明确专人负责，实施监控治理。
对于重大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当地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内容应当包括：
（一）隐患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二）隐患的危害程度和整改难易程度分析；
（三）隐患的治理方案。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事故隐患治理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事故发生。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散可能危及的其他人员，设置警戒标志，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
第三十六条 重大事故隐患被挂牌督办或责令停产停业的，治理工作结束后，应当组织专家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经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或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第三十七条 企业应当按照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对重大危险源实施监控管理：
（一）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制订和落实重大危险源场所、设备、设施的安全操作规程；
（二）建立和完善重大危险源集中监控系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并做好记录；
（三）定期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价；
（四）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其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五）重大危险源场所应当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包括重大危险源基本情况、主要危害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六）定期对重大危险源场所及其仪器、仪表、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检测检验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并在台账中记录；
（七）制定应急预案，并根据应急预案每年至少演练一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所在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至少每半年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一次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六章 应急管理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可靠的预防措施，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危及从业人员安全时，应当采取撤离人员、停止作业、加强监测和安全防范措施。
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规定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确定应急救援人员，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涉险事故，单位负责人应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1号）的规定及时向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并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应急救援，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第四十一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其主要负责人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应主动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由县区以上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查处，追究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凡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生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年内各级政府组织在各类评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制；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两年内各级政府组织在各类评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制。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矿长（含实际控制人）等。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以及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生产经营单位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四十六条 本暂行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2006年3月16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主体责任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

杨亚佳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 其中执政是党的代表进入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这个中介从事政务活动；依法则是指进入国家政权是人民依照宪法和选举法进行的选择，执政党的代表们从事的政务活动是依照反映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来进行的。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要实现依法执政，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当前落实依法执政的艰巨之处，首先在于能否摒弃传统的“领导”习惯，建立起符合法治要求的“执政”观念。
我国法治建设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自觉型的。因此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的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形成文明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习惯，而且还可以带动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依法执政观念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观念其地位是不同。有的观念处于基础地位，有的则不然。笔者认为，要树立全党的依法执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首先必须确立一些基础的观念，只有树立、增强了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才可能全面提高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包括以下相互关联几个方面：
一、执政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具有了一身兼二任的地位：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 但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获取途径上，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理想和主义、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无私的工作获得人民依赖和拥护，使人民自愿地跟随党前进，从而形成的一种事实关系；而党执政则是党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因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法律效力上，党的领导是党将自己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者关于社会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主张，通过宣传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接受，而不具有对人民群众的法律约束力；而执政则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从事处理社会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从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上，党的执政主要限于国家政务，包括政权工作、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领导则不仅包括在政治上领导政权，还包括领导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领导活动涉及到了国家政务活动和全部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认为“领导就是执政”，这种认识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为自己是执政党，就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任何范围内发号施令，不注意通过倡导科学的政治理想吸引人，通过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引导人，通过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奋斗精神感召人，放松了对自身思想的改造和体制的创新。二是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以为自己是领导党，就可以不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指挥，甚至取代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导致国家法律虚无、政权机关虚置，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在当前，确立和加强执政观念，最重要的是区分领导和执政的概念，处理好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执政观：
首先，执政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执政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其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范围不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的认识，而是由宪法和法律列举。这些列举的事项就是执政者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是执政者承担责任的范围。执政者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由，任意扩大自己管辖、处理的事务范围，否则就是扩大自己的权限，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其次，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并受法律约束的行为。相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执政行为更强调合法性。 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要合法??合法选举，还要求贯彻政党意图也要合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的治国纲领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通过法定主体和法定形式贯彻实施。同时这种法律行为不仅约束国民，更要约束执政者自己??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行为、决策和执行失误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执政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作支撑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执政是政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一般的政党活动并不必须是在政权内的活动，而执政则必然是在国家政权机构内部的活动。而且，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这种行为对全社会成员产生法定的约束力、强制性，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服从的义务。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得将党的领导泛化为党的执政，将本应由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体力行、说服、引导和教育的工作，错误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二、合法观
前面讨论了执政观问题，但这只是涉及到了政党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之后，应该用执政的观念，而不是用领导的观念来处理政务的问题。那么如何进入国家政权，尤其是如何取得国民的信任并长期执政呢？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当代政党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进入国家政权，也并不是所有进入国家政权的政党都能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党能够进入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前提。它一方面表明执政党具有使人们认为其执政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行为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
以前在党建研究领域，一提到合法性问题，就容易涉嫌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合法性丧失解释为苏、东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谈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时告诫人们：“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一般说来，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之分。前者是指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后者是指执政党之所以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是通过真正民主的选举程序实现的。
实质合法性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根据。通俗地讲，实质合法性就是民心的向背，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和壮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上，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三个代表”已经成为解释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基本标准。因此，要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说教和臆想，而决定于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形式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除必须符合民意之外，还要符合人类公认的正当程序。即“正当的权力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取得和行使”。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确认而取得合法性。在和平年代，在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年代，要取得或保持执政党地位，其唯一的形式就是人民通过法定形式的选择。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权是人民授予的，是人民同意的结果，而人民是否同意的主要方式就是选举。民主选举是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取得形式合法性的方式。共产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执政党能够在民主选举中，主动观察民意，分析原因，并及时做做出检讨和调整，就可以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保持执政党的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是相互联系的。实质合法还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表达；而程序的合法又能保证实质合法的政党走上执政地位。脱离群众，脱离人民，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就不可能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执政地位，即使通过操纵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其手段的卑劣更会加剧其合法性危机。作为执政党，增强合法性观念就是要始终不忘，并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格按照选举法和其他程序法的规定，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检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党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三、人权观
要保持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就必须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表现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就是保障和发展人权。人权是人民作为主权主体和法律主体的意志、利益和尊严的具体化、法律化的确认形式。因此，执政党就应该树立人权观念，增强人权意识。
增强人权观念首先是尊重人。所谓尊重人，就是把人当作人，而且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人，当作应当享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由于一切利益最终都归属于人，所以尊重人的观念自然就包括了尊重人本身的价值以及尊重人所享有的权益的观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抛弃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增强人权观念还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人权的保障和发展，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人权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法治不仅强调人权保障，更强调权力制约。现代公法的设立，就是旨在捍卫人权，抵抗公共权力的不当侵扰。依法执政是法治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因此保障人权，约束公共权力，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应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依法执政制度框架的基本要素。
第三，树立人权观念还必须树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观念。作为一个和平发展时期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权，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他们一旦进入政权，就不只是代表哪几个阶级的利益，甚至不只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全体公民代表，要为全体公民负责，为全体公民服务。这不等于说共产党成了“全民党”。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行为则应当是代表或兼顾全民利益。过去我们党或政府习惯于讲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反映我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但当代法治却强调集中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以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国家意志??法律，但不能由于这是多数人的决策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是当代政治的决策机制，人权则是所有决策机制的底线。建设三峡大坝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定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但这样一个决策却不能以牺牲库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对移民的搬迁补偿即是对少数人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即使对犯罪分子，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也要保障他们的人格权、诉讼权以及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否则，执政党就不是依法执政。
四、合作观
作为执政党，既然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就要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法定权利。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同时，作为执政党要作到依法执政，还必须树立一种合作观。
首先，合作和妥协是法治的内在规律。当代法治尊重多数的选择，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法治之“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没有合作和妥协，仅有“你死我活”的　斗争，就不会有法治。因此，坚持依法执政就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传统观念，因为政治斗争式传统观念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现代法治则强调的是阶级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做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和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制度框架内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
其次，合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力求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迅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国家的产生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为了使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因此，作为执政党，首先就应该从合作的愿望出发，以最大的宽容精神与仁爱胸怀，兼善天下，容纳百川，以赢得民心、人心。通过合作团结更多阶层，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其次，执政党还要以合作的思维方式处理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
五、稳定观
合作是为使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保持现有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法治是倡导稳定的，这个稳定不仅仅指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更主要的是指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稳定、社会关系的稳定。法的规范性、可预期性特点，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决定了稳定是法的内在品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坚持法的稳定性，树立稳定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艰苦的政治斗争，执政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错误地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我国以“人治”和“权谋”为特点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以斗争为手段，朝令夕改，灵活莫测的执政思维方式。而法治强调稳定，这不仅是由于法一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更是现代法治最反对的是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诚实、勤奋的人的圈套。这种状况会破坏平等、公正、秩序这样一些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长此以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公信力也将会丧失殆尽。
当前要倡导稳定观，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将重大改革措施和立法结合起来，以相对稳定的法制，规范改革的方向和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尤其是缺乏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律资源，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是政策调控型的。政策作为某一阶段或特定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具有特定性和多变性。它讲究现实、追求实效，而并不刻意注重其价值合理性和自身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一般地说，政策一旦作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方式，其过程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当然，改革意味着“变法”，加之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及时意识到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变法”，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执政者政治权威，对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遏制投机心理，鼓励诚实劳动，建设诚信社会的极端重要性。随着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 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执政党的改革观和改革方式也应当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转变，即由政策调控型性的改革逐步转变到法律调控型的改革，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六、结语
上述依法执政的五种观念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就要确立正确的执政观，尤其要明确领导和执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握执政行为的特点，这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关系的关键。党的执政是党的代表依法进入国家政权并处于主导地位，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政务，实施对整个社会的领导。在现代文明社会，党的这种执政地位的取得，是需要一种理性标准的，这就是合法性。强调合法性观念是强调执政党必须具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和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进入政权和行使权力的政治习惯。要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核心的问题是要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尤其是要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法治的要求、共产党本质的要求，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要求。当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之外，还要增强在法治背景下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这就要求执政党摒弃阶级社会中养成的斗争思维，树立法治社会的合作观念，不仅要有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的愿望和机制，还需要增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以上无论是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合法性基础的增强，还是人权的保障和利益的协调，都需要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稳定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机制。稳定是法治的要求，也是执政党执政效果的良性表现。

作者：杨亚佳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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