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治、还是法官之治？
——论“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谭千花 杨建国
[摘要]
“罪由法定”和定罪的自由裁量权从本质上看，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犯罪的复杂性和刑法规定的有限性，是法官具有定罪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基础；“徒法不能自行”和法官不能拒绝裁判，是法官具有定罪自由裁量权的根本原因。因此当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或审判人员对相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存在不同的解读时，法官对被告人定罪与否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但应当遵循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探讨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In essence, the nature that “Crime is statutory” and the conviction discretion are in an opposit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e complexity of crime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n regulations stipulated in the Criminal Law, becomes the objective base for the judge to exercise conviction discretion; and the fact that “Law cannot work on its own” and that the judge cannot escape verdict,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judge having conviction discretion power. Therefore, when transgression of the defendant was in a vague position between crime and non-crime, or when the understanding varies among different judges towards the same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he judge shall have the discretion power to decide whether the defendant in question is guilty, which shall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that give the accused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o probe into the conviction discretion possessed by the judge has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alist nomocracy.
[关键词] 刑事审判 自由裁量权 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key words criminal judgment discretion conviction discretion
尽管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两高”也为统一定罪的标准作了大量的解释，但因审判人员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同解读，或因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而使审判人员的认识发生分歧，当罪与非罪成疑时，对被告人定罪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意志，从而使定罪问题蒙上浓厚的主观色彩。由于这一现象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相悖，人们难免会问这是法治、人治、还是法官之治？有的甚至著文质疑“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
法官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法官对被告人定罪与否有无“自由裁量”的权力？在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罪由法定”的相对性，自由裁量权的必然性。
罪刑法定包括“罪由法定”和“刑由法定”两个方面，其基本涵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定罪时要遵守“罪由法定”的原则，“量刑”时要遵守“刑由法定”的原则。在“刑由法定”的前提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对被告人作出是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的判决，虽然人们可能对个案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但不会否定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在“罪由法定”的原则下，法官对被告人有无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却因对“罪由法定”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里亚就认为，“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因此法官只不过是 “法律的喉舌”（孟德斯鸠语）。由于罪刑擅断是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大敌，因此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仍有一席之地。人们普遍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只是现行刑法规定幅度内的量刑权”，有的学者甚至干脆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称之为“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注1从而否定了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笔者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运用法律的权利，说到底，是法官的认识、判断、评价和决断最集中的反映。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所以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或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都必须对被告人罪与非罪作出自己的抉择，其“自由裁量”的主观性是勿容置疑的。
“罪由法定”有两层涵义，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与非罪要从法律的规定。前者界定了罪的范围，后者确定了罪的构成。相应的，定罪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范围，第二是该行为是否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就定罪的第一层涵义而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限的。我国1979年颁布施行的刑法中规定了类推适用制度，类推显然超出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范围，这就给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否适用类推和类推何罪，法官有权自由裁量。但“类推”赋予法官的权利实在太大，“权力滥用”的风险太高，因此刑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且规定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997年我国颁布施行修正后的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了对被告人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定罪的第二层涵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刑法规定有清楚明确的标准，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清楚，不会因为法官不同而对 “罪与非罪”产生歧义。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定罪时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律的喉舌”。如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只要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定罪处罚。法官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人定罪，就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种情况是刑法对个罪的规定比较原则，罪与非罪没有清晰绝对的界限，需要法官对法律进行解读或对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作出自己的判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对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刑法分则中以情节是否严重认定犯罪与否的规定，当缺少明确具体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时，法官对“情节是否严重”的认定，就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
由于刑法是利用过去的经验，立足于现在而着眼于未来，因此无论多么高明的立法，在丰富而复杂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面前，相对于犯罪而言都是滞后的。全世界没有一部，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部完美无缺的刑事法典，可以把现在及将来的各种犯罪及犯罪形态包揽无遗，从而让法官纯粹只是“法律的喉舌”。我国的刑法也不例外，自产生之日起，法律漏洞和缺陷就如影随形，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司法经验、知识水平和社会阅历，不可避免地在弥补刑法的缺陷和不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罪由法定”天生就是一个畸形儿，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有自由裁量权的扶助，就如约翰•格雷所言：“归根结蒂，立法机关所说的只是语言，而这些语言的真实意义是由法官来说的”。要排斥法官在定罪中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二、“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其中第一种与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相呼应，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既具有“刑由法定”的立法意义，也具有是否构成犯罪由法官裁判的司法意义。就其司法意义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这种自由裁量权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判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立法冲突导致罪与非罪的界限混淆不清，给定罪造成困惑。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七条，所谓“情节严重”是指“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在“三人”或“三次”以上。由于“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在“三人”或“三次”以上就要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哪怕是只有“一人”或“一次”，都认定构成犯罪，而且比照上述规定的理刑范围，对被告人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解答》的法源即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也明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可见“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并不当然都构成犯罪。
由于立法的冲突，当“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情节较轻时，对同一行为认定罪与非罪都有法律依据，这是令人非常困惑的。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起诉到法院的，均以犯罪论处；处以治安处罚的，也不是错误。行为人罪与非罪，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
（二）立法缺陷使法律之间的规定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定罪中出现分歧。
被告人某甲与其妻因家庭纠纷矛盾激化，将其妻撵出家门。民警接报后前往处理，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民警皮肤被抓伤。某甲因此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拘留期满后某甲回家与妻和好并外出打工。一月后警方以某甲的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为由，撤消对某甲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并通过网上追逃将某甲抓获并刑拘，随后移送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规定，“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按照上述规定，“是否使用暴力”是确定被告人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属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的分界线。有的审判人员认为，被告人某甲在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时使用了暴力，因此其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但有的审判人员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机械理解，也是根本不能施行的。当执法对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持抵触情绪，特别是涉及征地拆迁等比较敏感的问题时，往往会伴有暴力或威胁行为。如果都以犯罪论处，既不符合刑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对执法对象的暴力或威胁行为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被告人某甲与其妻只是家庭纠纷，民警处理时虽然皮肤有抓伤，并无大碍，公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并无不当。被告人与妻子和好外出打工后，公安机关又以妨害公务罪通过网上追逃将其抓获并移送起诉，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是令人遗憾的。之所以出现上述分歧，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关于“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的规定过于绝对，如果将之改为“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从而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互衔接，这个案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三）对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导致定罪中出现分歧。
例如被告人左某某盗窃案。左某某伙同他人于2005年6月6日和同月7日，两次盗窃十字扣件共计150个，价值人民币540元。因不到1000元，在重庆市不属盗窃数额较大，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遂对其治安拘留15日并处罚完毕。此后查明左某某于2005年5月下旬的一天，还伙同他人在一建筑工地盗走了价值人民币972元的三相交流电焊机一台。公安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的规定，认为左某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遂撤销处罚决定，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有的审判人员同意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但有的审判人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12月11日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一项规定，“对于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应累计其盗窃数额，论罪处罚。对已经处理过的盗窃行为，即使原处罚偏轻，也不能重新计算其盗窃数额，重复处罚”，因此对左某某伙同他人盗窃扣件150个的违法行为，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左某某伙同他人盗窃的电焊机价值未达到1000元的立案标准，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需要由审判人员分析认定的案件，主要是刑法分则中以情节是否严重定罪，且缺乏具体定罪标准的的案件。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对诬告陷害罪的规定，第二百四十六条对侮辱罪的规定，都是以情节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但何谓“情节严重”并无相关的司法解释，事实上面对“诬告陷害”和“侮辱”罪情节的复杂性，恐怕也不可能作出一一对应的司法解释，因此只能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
三、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限制
人们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出怀疑是确有道理的，因为任何权利都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能，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任何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都要到达边界时才停止,没有边界的权力是一种无休止的任意性的权力,必然弊害无穷”。“定罪”的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擅断、司法专横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们不为它设定一个“边界”，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上下其手、出入人罪的现象，甚至给权力寻租创造条件，使自由裁量权成为司法腐败的工具。
我们的立法者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新刑法对类推适用规定的废弃，而且体现在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刑法条款不断作出的解释，对罪与非罪界限模糊的加以细化，使之明确具体。如对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的具体金额的确定及调整；对如何认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情节严重，制定出具体标准和范围；非法购买和运输赃物罪的犯罪对象为汽车时，对如何认定被告人是否明知设定具体条件。这些司法解释有效地限制了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给定罪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
中国 巴西 俄罗斯等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全文）
2013年3月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德班宣言
（二0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1、我们，巴西联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印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领导人于2013年3月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我们围绕“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于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的主题进行了讨论。本次会晤是金砖国家第一轮领导人会晤的收官之作。我们重申将致力于维护国际法、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我们的讨论表明金砖国家的团结进一步加深，愿为全球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我们还讨论了金砖国家在与各国和各国人民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2、此次会晤举行之时，正需要我们探讨共同关心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问题，以解决共同关切，研拟长期解决之道。我们致力于逐步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支撑现行全球治理架构的有关国际机构是在当年国际版图面临非常不同的挑战和机遇的情况下缔造的。由于全球经济正在重塑，我们致力于通过加强互补和各自经济力量，探索实现更公平发展、更具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和新方式。
3、正如《三亚宣言》中提出的，我们对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国际、区域性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持开放态度。我们将在本次会晤后举行同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会，主题为“释放非洲潜力：金砖国家和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对话会将为金砖国家和非洲领导人讨论如何加强金砖国家和非洲大陆合作提供机会。
4、我们认识到区域一体化对非洲可持续增长、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重申支持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
5、在“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框架下，我们将通过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知识交流、能力建设以及与非洲贸易的多样化，支持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我们认识到非洲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认同非盟在确定和应对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挑战方面取得的进步。通过制订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行动计划(2010-201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总统基础设施倡议及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总体规划，非盟确定了对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重点开发项目。我们将寻求在互惠基础上鼓励基础设施投资，以支持非洲的工业发展、就业、技能发展、食品和营养安全、消除贫困及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重申对非洲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6、我们注意到欧洲、美国和日本为减少世界经济尾部风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其中的部分措施给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负面外溢效应。世界经济重大风险犹存，形势仍低于预期。在经济复苏的力度和持续性、主要经济体政策方向方面，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在一些重要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高企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抑制了经济增长。在此情况下，我们重申关于支持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强烈承诺，并强调发达经济体需要采取适当措施以重建信心，促进增长并确保经济强劲复苏。
7、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增加了全球流动性。这可能符合其国内货币政策的授权，但主要央行应避免此举带来加剧资本、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预料之外的后果，以免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8、我们欢迎俄罗斯作为2013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提出的核心目标，特别是为促进全球强劲、可持续、包容和平衡增长、增加就业而增加投资融资、确保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努力。我们也将继续突出二十国集团发展议程，将其作为全球经济稳定、长期可持续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关键要素。
9、由于长期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不足，尤其是资本市场投资不足，发展中国家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挑战。这限制了全球总需求。金砖国家合作推动更有效利用全球金融资源，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做出积极贡献。2012年3月，我们指示财长们评估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金砖国家、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作为对全球增长和发展领域的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根据财长们的报告，我们满意地看到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是可能和可行的。我们同意建立该银行，银行的初始资本应该是实质性的和充足的，以便有效开展基础设施融资。
10、2012年6月，我们在洛斯卡沃斯会晤时指示财长和央行行长探讨通过成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来建设金融安全网。他们的结论是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应急储备安排具有积极预防效果，将帮助金砖国家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提供相互支持，并进一步加强金融稳定。这也将作为一道增加的防线，为补充现有国际外汇储备安排、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做出贡献。我们认为在符合各自国内法律和具有适当安全保证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是可能和共同期待的。我们指示财长和央行行长继续朝着建立该安排的目标努力。
11、我们对财长和央行行长就新的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指示他们继续谈判，并完成建立上述两机制的协议。我们将在2013年9月圣彼得堡会晤上审议两项倡议的进展。
12、我们欢迎金砖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开发银行达成《可持续发展合作和联合融资多边协议》，以及考虑到非洲大陆的快速增长及其导致的基础设施资金方面的巨大需求，达成《非洲基础设施联合融资多边协议》。
13、我们呼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并反映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权重。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展缓慢表示关切。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按照已有共识，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治理和份额改革方案。我们敦促所有成员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在2014年1月前完成下一轮份额总检查并就新的份额公式达成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应增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最贫困成员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应以开放的态度寻求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所有方式。我们支持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稳定、可靠、基础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我们欢迎就特别提款权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进行讨论，包括关于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组成问题。我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其监督框架更加全面和公正。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应通过公开、透明、择优的程序遴选，并确保向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人选真正开放。
14、我们强调确保发展中国家从各种渠道获得稳定、充足和可预见的长期融资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看到全球共同努力，通过资金充足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和投资。我们敦促所有各方努力实现富有雄心的国际开发协会第17次增资。
15、我们重申支持公开、透明、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我们将在已有进展基础上，根据多哈授权，坚持透明、包容和多边主义的原则，继续致力于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谈判。我们承诺确保关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新建议和新方式能够加强多哈回合的核心原则和发展授权。我们期待在巴厘岛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达成重要和有意义的成果，这一成果应是平衡的，并照顾最贫困、最脆弱成员在发展领域的主要关切。
16、我们注意到2013年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的选举正在进行。我们赞同世贸组织需要一位承诺坚持多边主义、通过支持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等方式增强世贸组织可信度和合法性的新负责人。我们认为下任总干事应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17、我们重申联合国贸发会议是联合国系统内从发展角度处理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等彼此相关问题的核心机构。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中，贸发会议在应对发展和增长挑战的任务和工作独特而必要。我们亦重申提高贸发会议在凝聚共识、政策对话、研究、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能力的重要性，从而使之能更好地完成其发展授权。
18、我们认识到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鼓励我们的国有企业探寻开展合作、分享信息和最佳实践的方式。
19、我们认同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小企业是就业机会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鉴此，我们将探讨这一领域的合作机会，并认识到加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和机构之间对话，特别是为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并加强其创新和研发能力的必要性。
20、我们重申强烈支持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多边论坛，承载着为世界带来希望、和平、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联合国成员国代表性广泛，处于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中心位置。在此，我们重申，需要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效力和效率，以更有效应对全球挑战。为此，中国和俄罗斯重申重视巴西、印度、南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支持其希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21、我们强调将致力于在联合国共同努力，根据法治和《联合国宪章》，继续合作并加强国际关系中的多边主义方式。
22、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重申21世纪应该是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世纪。金砖国家本着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崇高目标和共同愿望走到了一起。
23、我们欢迎纪念世界人权大会和维也纳宣言及行动计划二十周年，同意在人权领域探讨合作。
24、我们赞赏国际社会解决非洲冲突的努力，承认非盟及其和平和安全理事会在此方面发挥的中心作用。我们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根据有关决议加强同非盟及其和平和安全理事会的合作。我们深为关注北非特别是萨赫勒地区以及几内亚湾的不稳定局势。我们也对一些国家人道主义状况恶化的报道依然感到关切。
25、我们欢迎非盟委员会任命新主席，这表明了女性的领导作用。
26、我们对叙利亚安全和人道主义形势的恶化表示深度关切，谴责持续暴力冲突造成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持续增加。我们相信日内瓦行动小组联合公报为解决叙利亚危机奠定了基础，重申反对任何使冲突进一步军事化的行为。只有通过满足叙利亚社会所有阶层合理意愿的广泛国内对话，并按照日内瓦联合公报及安理会相关决议尊重叙利亚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由叙利亚人民主导的政治过渡才能实现。我们支持联合国-阿盟联合特别代表为此做出的努力。鉴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形势的恶化，我们呼吁各方确保并协助需要援助的人能够从人道主义组织获得迅速、安全、充足和顺畅的帮助。我们敦促各方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27、我们欢迎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我们对中东和平进程缺乏进展表示关切，呼吁国际社会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实现“两国方案”而做出努力，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划定国际公认边界，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经济上可自立的巴勒斯坦国。我们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兴建以色列定居点表示深切关注。这既违反了国际法也将危害和平进程。忆及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承担主要职责，我们注意到四方机制定期向安理会报告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应有助于促进取得实际进展。
28、我们相信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是唯一途径。我们承认伊朗有根据国际义务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支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条款，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对话解决问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我们对军事打击威胁和单边制裁行动表示关切。我们注意到近期在阿拉木图举行的对话，希望所有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未决问题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
29、阿富汗需要时间、发展援助与合作、进入世界市场的优惠条件、外国投资和目标清晰的国家战略，以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我们支持国际社会在2011年12月波恩国际会议上对阿富汗所做的承诺，在2015至2024年转型期内与阿保持接触。我们重申支持阿富汗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和民主的国家，免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困扰，强调有必要就实现阿富汗稳定开展更有效的地区和国际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支持巴黎进程框架下关于打击源于阿富汗的毒品走私的努力。
30、我们赞赏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马里为恢复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我们支持马里政府及其伙伴实施旨在举行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的过渡计划的努力。我们强调政治包容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实现马里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我们对马里人道主义形势恶化的报道表示担忧，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与马里及其邻国合作，确保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31、我们对中非共和国的当前形势和人员伤亡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强烈谴责针对平民的滥用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呼吁各方使人道主义行动安全和无障碍进行，并确保平民安全离境。我们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为，并重回谈判。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协助上述工作，并为和平解决冲突提供便利。巴西、俄罗斯、中国对南非和印度公民在中非遭受伤亡表示同情。
32、我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经历的动荡表示严重关切。我们欢迎2013年2月24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地区和平、安全和合作框架》协议。我们支持刚果(金)独立、领土和主权完整。我们支持联合国、非盟和次区域组织为促进该国和平、安全和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33、我们重申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调无论如何均没有理由采取恐怖行动。我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相关原则和宗旨，联合国应在协调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为此，我们支持落实联大全球反恐战略，决心在应对这一全球威胁方面加强合作。我们并再次呼吁应尽快完成《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谈判，使其得到所有成员国批准，并同意朝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34、我们认识并注意到互联网在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积极作用。我们相信促进和参与和平、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信息空间十分重要，强调通过全球认可的规范、标准和实践实现信息通信技术的安全使用至关重要。
35、我们祝贺巴西于2012年6月举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欢迎大会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中体现的成果，特别是重申里约原则，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政治承诺，并将为金砖国家的伙伴参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并就此开展合作创造机会。
36、我们祝贺印度主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的成果。
37、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威胁之一，我们呼吁各方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决定的基础上，根据《公约》的原则和规定于2015年前完成一份适用于《公约》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其他形式的法律文件，或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商定成果。
38、我们相信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这些国家继续面临发展挑战，包括普遍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低收入国家仍面临挑战，危及其近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凸显了粮食安全问题并制约政府收入。重建宏观经济缓冲的进展相对缓慢，部分原因是有关国家需采取措施减轻外部冲击对社会的影响。由于财政缓冲有限和援助资金减少，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抵御外部冲击时处于弱势，这将影响其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保持进展。我们重申，个别国家特别是非洲和其他的南方发展中国家无法自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因此关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第八项目标应在联合国系统的全球发展议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这进而要求我们信守在此前的主要国际会议成果文件中所做的承诺。
39、我们重申将共同致力于加快在2015年目标期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呼吁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为此，我们强调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应基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继续关注消除贫困和人的发展，同时在考虑发展中国家各自国情的条件下应对其他新挑战。为此，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执行手段这一关键问题应成为统领目标。重要的是，应确保关于联合国发展议程，包括“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任何讨论，都应是在联合国机制下包容、透明的政府间磋商进程，以体现普遍性和基础的广泛性。
40、我们欢迎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的成立，这符合里约+20大会通过的重申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应对新挑战基础的成果文件。我们将致力于为讨论联合国发展议程建立协调的政府间磋商进程。
41、我们注意到为落实德里行动计划举办了下列会议：
·在新德里举办的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外长会议
·在华盛顿和东京举行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在巴亚尔塔港举办的贸易部长会议
·在新德里和日内瓦举办的卫生部长会议
42、我们欢迎建立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注意到为筹备本次领导人会晤举办了下列会议：
·第五届智库论坛
·第四届工商论坛
·第三届金融论坛
43、我们欢迎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成果，核准第三届金砖国家贸易部长会联合公报。
44、我们承诺为促进共同发展打造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为此，我们通过德班行动计划。
45、我们同意下一轮领导人会晤的承办顺序原则上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46、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高度赞赏南非政府和人民在德班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47、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对巴西提出主办第二轮领导人会晤首届峰会，即201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表示感谢，并愿予以全力支持。
德班行动计划
一、举行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二、金砖国家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三、举行协调人及副协调人中期会议。
四、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或根据需要单独举行会议。
五、金砖国家贸易部长在出席多边活动期间或根据需要单独举行会议。
六、举行金砖国家农业及农村发展部长会议，并在会前召开农产品和粮食安全问题专家预备会议和农业专家组会议。
七、举行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及其筹备会。
八、在相关多边活动期间举行金砖国家人口事务官员会议。
九、举行金砖国家科技部长会和科技高官会议。
十、举行金砖国家合作社会议。
十一、财金部门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或根据需要单独举行会议。
十二、举行金砖国家经贸联络组会议。
十三、举行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
十四、举行金砖国家城市化论坛。
十五、2013年在新德里举行国际竞争力大会。
十六、举行金砖国家统计部门负责人第五次会议。
十七、根据需要，金砖国家常驻纽约、维也纳、罗马、巴黎、华盛顿、内罗毕和日内瓦的代表团和/或使馆举行磋商。
十八、如有必要，金砖国家高官在可持续发展、环境及气候领域的国际论坛期间举行磋商。
可探讨的新合作领域：
——公共外交论坛
——反腐败合作
——国有企业合作
——禁毒部门合作
——虚拟秘书处
——青年政策对话
——旅游
——能源
——体育及大型体育赛事